五千年的文明，卷轶浩繁，中国文人名士占据了太多太重要的地位。我始终认为，联系着中国一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是那始于春秋秉承于两汉归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在儒家的教导下许多风骨文人忠君爱国，然而实际上，他们继承的依然是一条统治者们认可范围内的优良传统，在这个优良传统中，千古文人们也总是每多欢乐，每多忧愁。于是，我们看到，失意落魄的文人傲骨嶙峋，位居险要的文人殚精竭虑，国破家亡的文人声嘶力竭，犹豫不定的文人踌躇前行。相比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诗文气魄，人们或许更加喜欢那个“……会嵇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个性飞扬、轻狂和桀骜不驯的李白。李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和豪侠的气概，他多次以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但是长安三年的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受到现实的冲撞。于是曾经的政治包袱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另一方面，李白为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也提倡即使行乐的思想：“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太白先生抱负得以施展，我们将失去一位伟大的“诗仙”，但我总时时地为他感到一种深切的惋惜和悲哀。同李白一样不得志的文人很多，或许杜牧是比较隐蔽的一个。一开始很难想象舞榭歌台，青楼梦好的杜牧能有多少匡扶社稷的才情，然而在重读他的诗的时候，去惊奇地发现，诗人笔底有一种出奇的有志难抒的无奈和苍凉：“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更让人惊奇的是，杜牧还是一位敢于言政、论兵，具有出众才能的军事理论家。这位风流绝代的诗人不但注释过《孙子兵法》，还曾写过《守论》、《战论》、《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等文章。他认为身居高位者务必文武双全。在《上周公书》中，他说：“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安有谋人之国，有暴乱横起，戎狄乘其乱，坐于庙堂之上日：‘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竞不可不知兵乎？”这也是对当时在朝政要之无能的尖锐批判。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委身于熏天的奢靡里，在二十四桥凄冷的月色中，诗人醉生梦死，留下一串串冰冷的吟叹，这是后世的柳永所永远无法企及的。而这之中，总有那么几个清高一点的，脱离仕途的诱惑翩然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显然是一个典范，他将文人的风骨演绎到了另外一种境界。自首无成的陶渊明曾说：“老少同_死，贤愚无复数”，大为感叹生命苦短，长生乏术，对此，屈原之前就曾大发感慨：“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可叹年华流逝，英雄渐老，壮志未酬。然而，在同样的叹息之后，前者潜心归隐，后者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方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陶潜早年便有爱慕自然 '企羡隐逸的思想，所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当他仕途不得志时，就更怀恋这种生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所以，仕途十三载他一直“一心处两端”，行动上也是仕隐无常，直到请辞彭泽令。嵇康的格式大家也太过熟悉，就勿庸多言。他不似李白、杜牧等人一心治国平天下，也不像陶潜等人带着无限的失望和遗憾离去，从古至今，没有几个人可以像他那样完完全全不理会种种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此，人们对嵇康的心有太多揣测，也争议颇多。就编者来看文人之于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传扬高层次的精神，撒播先进的种子。嵇康生活的魏晋，一方面多有名士，一方面却又百般摧残，千头万绪，纠葛不清。嵇康明白，倘若自己身陷其中，也绝不可能改变黑暗现实于是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用超拔的个人色彩扩张出了另一种精彩，在动荡的社会中掀起可一股高亢的纯真和刚健，其一啸、一弹、一死，留给晋朝，留给后人的是相当动人和清新的生命乐章。风骨之于嵇康，因其际遇不同而展现了不一般的色彩。但作为教化和震撼的哲学意义，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作为一个站在社会最高层的文人，他的风骨同样衬托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中国古代的文人名士承袭着儒家学说的传统，以忠君爱国为行世的最高主旨，得以或失意，或出世或入世，或忠顺或叛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文其人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鉴赏和领悟，编者也愿以此作为初衷和引领，和读者一起进入历史的殿堂。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