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发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虽然经学成熟于汉代，却有着漫长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代学者对经学的消极意义多有批判，但是应该看到经学的基础是文化经典，《易》、《诗》、《书》、《礼》、《春秋》等典籍是体现华夏民族精神意蕴的文化元典，聚集着中国古老的伦理道德、思想智慧和艺术精神。经学固然有对文化元典的种种曲解与误读，却依然难以掩盖文化经典自身的光芒。从根本上说，中国没有宗教，而民族精神却一脉相传历久弥新，文化经典在民族精神建构上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在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上至少有传承之功。 王妍的著作力图以《诗经》为切入点，把经学作为一个历史的坐标，描述“诗三百”从诗学到经学的历史。本书的重要意义是将诗的历史与《诗》的历史的结合起来，作者不是一般意义上论述《诗经》的编辑与流传，而是把“诗三百”放置到整个诗歌发生的历史土壤上，山诗论《诗》，从诗的起源追溯《诗》的起源，追溯到上古诗歌艺术的发生发展，使得整个论述有了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初看上去，“经学以前的《诗经》”，这个题目似欠严谨，因为在经学以前并不存在《诗经》，而我理解作者只是沿用了历史上的习惯性称谓，作者的真正目的是拂去经学的历史烟尘，描绘出“诗三百”的原始形态，勾勒出在礼乐文化土壤上产生的“诗三百”文化经典进而演化成政治意义的《诗经》的历史过程。经典的意义是非凡的，所以《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六经”的称谓始见《庄子．天运》，所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礼记。经解》也在经的旗帜下罗列了《诗》《书》《乐》《易》《礼》《春秋》的六部典籍，而这里的“经”是经典的，而非经学的。经典与经学的意义是有很大不同的，经典是文化的，经学是政治的，经典虽然也强调自身的重要意义，但并不排他；而经学往往是独断的，排他的。诗的根本意义是立足于生存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海德格尔说，诗是人的本真存在，因此“歌声即生存”就成了海德格尔诗学的重要论断。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的智慧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原始时代有着诗性的天文、诗性的地理、诗性的历史、诗性的科学……，诗性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他们以诗意的目光打量世界，一切都充满了诗性的光彩。正因为如此，《诗经》一出世，就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赋《诗》言志成为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宗庙祭祀、外交往来、礼乐教化、乡党宴饮等重大的社会活动中，人们常常称诗喻志，一方面剖白心迹，表达思想，一方面也是盛大的礼乐活动，是艺术欣赏和审美熏陶，所以《左传》在记录吴季札观乐时总以“美哉”作为评论的引言。只是随着诗乐分离，战国以降，人们越来越偏重对“诗三百”的思想意义的阐发，而在“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前提下，称引者偏重于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忽略了诗的本事本义。儒学在汉代由思想上的子学转为政治上的经学，《诗》的阐释也发生了重大的精神转向，成为体现政治意志的经典。虽然由于政治的力量，“诗三百”的地位大为增强了，但是它也由此失去了原初时期的鲜活与生动。这样看来，作者将题目定为“经学以前的《诗经》”是颇有意味的。这部著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王妍最初的专业是当代文学，从当代转入古代，从当下的文学现象的批评转人上古时代的文学研究，我一度有些担心，她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这样的转换？而她攻读博士学位的一段时间里，丈夫远在京城读书，她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学业，一方面又悉心照料年幼的女儿，同时她是教师，还需要完成必要的教学工作。甘苦自知，她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外人恐难知晓，我只知道布置的作业她总是第一个完成，论文草稿也是她第一个交给我，提出修改意见后，她又很快将改正过的论文交出来，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她的勤奋和认真，更有她对学术的真诚。岁月倏忽，白驹过隙，转眼间王妍已经毕业三年多了。由于不在一所学校，对她的近况了解得不多，但是看看她送来的论文修改稿，便知道她勤奋依旧，忙碌依旧，对学术的虔敬和真诚依旧。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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