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

　　以西方学术框架整理本国固有文化，可能产生两和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使固有文化“解体”，把固有文化“整成一堆材料”；二是使固有文化“光复”，把固有文化“整得身板硬朗，站立起来”。众多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出炉了，结果中国固有的哲学、文学、史学……被“整成”西方哲学、西方文学、西方哲学……的“一堆材料”——死的材料。在“中国音乐史”领域，幸得有个王光祈，中国固有音乐才能幸免步入“西洋音乐”之“材料”的命运。王光祈最伟大的贡献，是以西方学术框架把“中国音乐”整得“站立起来”，“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从而为新的“国乐”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冼星海以“刻苦耐劳”评王光祈：“我们不能忘记这位音乐理论家王光祈，他推动了新音乐的发展，他的刻苦耐劳是我们从事中国新音乐的模范。”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以“前驱者”评王氏：“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又说：“他在研究院无时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确定的态度来工作。他是一个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以“第一个”评王氏：“把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第一个介绍到东方来的，是中国人王光祈。”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希德玛博士以“音乐学家”评王氏：“他把握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面研究音乐的科学方法与途径，由此设法与他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居然绐他做到了！他已是一位受有严格教育的音乐学家。”

　　王光祈（1892-1936）28岁以《晨报》、《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身份赴德国研习政治经济学，31岁转攻音乐学，35岁考入柏林大学音乐系，40岁应波恩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艺学，42岁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获该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其间于39岁时完成此部“开拓性”的、对中国音乐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音乐史》。实乃作者呕血沥血之作：“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活，自食其力，即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