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中国和韩国有代表性的政治领导人孙中山与吕运亨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两个人晚年重要的政治行为，即在中国的国共合作和在韩国的左右合作及南北合作上。本文认为21世纪中国和韩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统一”和“民主”，因为今天中韩两国正处于为了弥合外部势力侵略和理念对立的后遗症——“分裂”，还有急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富不均，以及市民权利要求的增加这样的时代情况。这种现实认识使笔者注目于在近代国家建立上发挥统合的指导力作用的孙中山和吕运亨。在绪论中论述了本研究的动机、意义、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本论总共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阐述本研究的基础方向设定，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从宏观的视野简单回顾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第二部分首先简单查看了一下统一战线概念的历史。根据这些，笔者解释孙中山和吕运亨所推行的“合作”为：第一，是相互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统一战线；第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而持续下去的统一运动；第三，从今天克服国家的分裂和维护东亚的和平的观点来解释。第二章和第三章从“活动”的角度分别讨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合作”运动。首先是以诠释学理论阐明孙中山和吕运亨把他们所经历的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经验统合在一起。同时以“后殖民主义”和“内在—批判”的方法论从他们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孙中山和吕运亨。通过这样的方法论分析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如下的特征：第一，两个人都受过传统的生活教育，后来受到基督教和西欧近代主义教育的影响，接触到西欧社会主义，这些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经验相互没有隔绝，而是在自身当中统合了；第二，在接受新的思想和实践上，两个人都不是无条件的接受，而是结合国情和自己的观点重新解释后接受；第三，由于这些理由，他们能够成就合作并在推进合作上发挥灵活性，同时在合作上也能够拥有主导权；第四，尽管这样，其灵活性还不够坚固到可以克服国内外越来越激化的矛盾。由于这些理由，在他们去世后，合作只能走向决裂。第四章从“思想”的角度来讨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政治思想。本文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主义及其亚洲观的分类方法来分析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政治思想，然后对于各个思想考察其思想渊源。通过这些方法分析他们的“思想”，可以看出如下特征：第一，积极接受西方政治思想并应用在当时情况当中；第二，没有无视传统思想，在当时情况中对其进行了再解释；第三，存在着对于自己的思想可以多样地甚至是相反解释的模糊性。第五章对孙中山和吕运亨各自从“活动”和“思想”的角度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本文利用“向心力／离心力”的模型把孙中山和吕运亨从情况结构、关系结构、思想结构三个侧面进行比较分析，显示出了如下的共同的特征：第一，从情况结构侧面来看，两个人都在当时面临着为了统一分裂的国家（民族）而要增强力量的必要性。同时对外在苏联的出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这两个理念对立的影响下，他们在中国和韩国找到了自己的“合作者”。由于这样的国内外的条件，“合作”形成了，但是随着彼此间的目标没有通过合作相互调整达到统一，因而矛盾一直累积下去，最终合作还是破裂了；第二，从关系结构侧面来看，当时中国和韩国所经历的极度混乱又四分五裂的状态使民众和诸政治势力产生了对统一的渴望，孙中山和吕运亨拥有的政治领导力适合这样的时代要求而发挥作用了。但是由于外势和买办势力的顽强抵抗，孙中山和吕运亨的革命势力内部也发生了主导权争夺，合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第三，从思想结构方面看，两个人都借统合的中庸的思想跟多种多样的政治思想进行沟通，但是这一点随着强求两者择一的思想的硬直性的加速，失去了统合的调整力。另一方面，在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比较研究中出现差异点的最本质的原因是：第一，殖民地经验的有无；第二，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程度。由于这两种原因，在自主的近代国家建设上吕运亨比孙中山处于更恶劣的环境中，吕运亨的被暗杀戏剧性地表现出了这一点。以上述的本论为基础，在结论中探讨了孙中山和吕运亨给我们当代带来的历史启示：第一，关于统一问题，孙中山和吕运亨进行的“合作”运动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带给我们的首先是自主，其次需要更加包容的态度而不是硬性的理念的教训；第二，关于政治民主问题，合作和统一的基础是“民”；第三，关于民生问题，孙中山和吕运亨都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协调与均衡，其目标是人民的民生问题。这一点告诉我们，如今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分配不只是在于国家国力的成长或体制的安定，而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在于“人”；最后关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问题，笔者认为孙中山称为“王道/霸道”的文化、道德模型，在文化和精神价值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立足于世界范围的普遍的文化价值上，对于重新发现亚洲的价值，有很好的洞察力（insight）。还有，吕运亨为了被压迫民族解放，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可以评价为留下了东亚地区为21世纪和平的国际关系要相互协力的很好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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