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学术历程，学术界一般称之为“现代化进程”，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自己也很喜欢阅读这样一些文章，阅读这类著作，从中感受到研究者对于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求索，深受启发。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从整体来看，研究工作不觉 是多元的、多角度的。观念、方法有差异，研究的问题、角度不同。较多的是侧重文化的、社会的研究。如杨季生的《无剧的社会价值》、幺书仪的《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吴晟的《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等。关于元杂剧研究也曾经涉及跨文化研究，如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了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1989年廖奔的《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2004年康保成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第四章专论“金元杂剧形态与佛教”，其中论及印度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及其对于元杂剧的影响。又如郎樱、扎拉嘎主编《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工版），书中专论了元代接受群体的变化，民族的交融对杂剧发展的影响等。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华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已有的研究多偏重汉民族文化与文学，其他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关于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了不少进展。元杂剧的成就，也包含了多民族作家、艺术家的努力，研究者也开始探寻民族文化交流与元杂剧发展的关系。还有不少著作从民俗的角度进行研究。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也得到重视，并取得诸多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的强调重视戏剧学。王国维是人们公认的20世纪开创中国戏剧史研究的第一人。上世纪末，一些学者，在肯定王国维学术地位和表示钦敬的同时，也提出戏剧研究，应把“文体”和“文学”改为“戏剧体”和“戏剧学”。对于戏剧的认识，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北京广播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戏剧戏曲研究所编的《大戏剧论坛》第1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其《主编寄语》说：“戏剧在广义上属于视听文化。”“动态的视听艺术包括表情达意的乐舞和具有叙事性质的戏剧。乐舞、戏剧以人类自身的形体为载体，演出场所是它的空间载体，剧本是它的文字载体。不同的演员，不同的演出场所，不同的文字表述，都会影响到戏剧的形态和特征。或者说，不同的载体会造成不同的戏剧形态。但是作为戏剧，叙事性表演自古到今始终是它的艺术核心。不管何种载体的戏剧、何种形态的戏剧，都有它发生、发展、沿革、变化甚至消亡的历史过程，也有它自身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都值得研究。我们把它们都纳入‘大戏剧’的视野。”元杂剧研究是戏剧研究的子课题，自然是和戏剧观念的转化和拓展相联系的。20世纪后半叶的元杂剧研究，由于戏剧文物的大量发现，结合文学剧本、文献记载，关于元代戏剧舞台、演员、伴奏乐器，乃至舞台表演的面貌的认识都有了进步。特别应该说到的“场上案头一大家”周贻白的戏剧史著作中关于元杂剧的论述，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中关于元杂剧的论述，都是属于戏剧范畴的有影响的名著。此外，如徐扶明的《元代杂剧艺术》等，也很注重戏剧学的阐释。国内戏剧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是相当突出的。有的仍然从事戏剧文学的研究，当然研究的状况也有变化，如关于作品的评析，也注意从戏剧冲突、戏剧行动入手，即从戏剧的特征来分析文学作品；史的叙述也注意戏剧艺术的综合性。现在的问题恐怕是搞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于文学性的忽略吧！元杂剧的研究队伍，是由多类性质和兴趣、爱好、条件各异的研究者组成的，因此，就作为个体的研究者来说，一般的情况下，自己有自己的研究范围，自己有自己的学术个性，不应该也没有必要要求研究者如何研究。有人偏重戏曲表演，认为不懂水袖，没有资格谈戏曲；有人偏重域外文化或民间文化的研究，这是很重要的开拓；有人偏重戏剧文学的研究，认为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是不容削弱的。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也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能更深入地开展。总之，对于一个时期研究界的期许和对于一个研究者的要求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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