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这套书的诞生，有着时代的背景和特定的机缘。近年间，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这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必然的。绵延连续，从未断绝，乃是中国传统的特性，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国，不能不求诸历史，而且必须上溯其历史长河，以追寻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时期。自从二十几年前的“文化热”，直到最近盛兴的“国学热”，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探究，也总离不开先秦时期种种问题的讨论。工996年，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结合的大型科研项目，总目标是使作为先秦时期重要部分的夏、商、西周的年代学进一步量化，为更好地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0年新世纪降临之际，“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通过验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同人不少参加了有关工作，获有启发，一些出版界友人也受到激励。经过再三酝酿，于是拟定编写这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计划。这个计划幸能得到先秦史各分段多位专家的支持，终能将这六卷本的系列贡献给读者。中国久远的历史究竟怎么分期，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持己见，但是无论如何，先秦时期和秦汉以下之间总是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先秦史研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由于传世文献的有限，不能如秦汉以下那样以载籍为主体，而是年代越古，越需要依靠考古学等学科的成就。具体来说，先秦史又可大致划分两大阶段：从远古以至唐、虞，是所谓传说时期，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这只是根据现有研究情况来讲的，两阶段间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唐、虞有没有可能划下来，和三代合为“四代”，像《大戴礼记》说的，便很值得斟酌。不管是传说时期，还是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在研究途径上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主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与考古学密切关联的古文字学）的结合。夏鼐先生曾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讲道：“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迹。所以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我个人体会，夏鼐先生不仅讲了考古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它和历史学（狭义）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前进，正是靠着这“两轮”、“两翼”。即使是传说时期，情形也是如此。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古史传说也是古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去年我有机会去河北省作一次演讲，谈及炎帝、黄帝传说和文明起源研究，曾引述王国维、徐炳昶、尹达等先生的观点。大家熟悉，王国维先生工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他针对当时关于古史的讨论，指出世界各民族的古史总是史实和神话交综在一起，其间固然不免有后人增加的成分，但一定有史实的“素地”，也即历史的背景。他在《古史新证》中，还专门提出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到1936年，出版了两种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即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两者都接续和发展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将古史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学成果互相结合融会。撰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各位先生，对于各卷涉及的学术问题都能抒发多年心得，立足最新前沿，视野弘阔，精义纷呈。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想就在于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先秦史的进展开拓一个新境界。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激，同时也要感谢策划和出版这套系列图书的出版社各位先生给予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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