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文化心灵

　　在中国诗学的论域，除了出版过几本专著之外，这是我的第一个选集[1]。时间跨度有二十年之长，旨趣却无大的变化，其中关注的重心依然是：诗与思想的相通。我一直认为，中国诗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最高表现，是中国人文精神至美之花。我这个观点与一些朋友同事不大一样，他们更多地从文艺学、或史料文献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诗。从文艺学与文献学的方面，进入中国诗的研究，确是十分基本重要的工作，我绝不反对。我只是更要补充一个观照的维度，即中国文化心灵的维度。我相信，中国诗无论有多少复杂的变化，无论有多少历史的形态，其背后总有一种强大而又无形的力量，我称之为“中国文化心灵”。在第一章里，考察了先秦时代的诗学，其实也是探索了中国诗的文化心灵早期酝育过程。尤其是如何经由宗教心灵而人文心灵的创造，又如何回应礼乐崩坏的危机。在第二章里，涉及六朝与唐宋一些诗学问题，看似片断零碎，其实也是着眼于唐宋诗型的文化意味，着眼于一个较大的文化诗学逻辑：唐宋诗学之转，是如何由一种浪漫高华的诗学，中间经过中晚唐文化危机的激荡，终归于人文心灵的重建。在第三章里，主要研究了同光体及其嗣响。时代社会发展的耀眼光芒，会将人文历史的其他努力遮蔽起来。诗的文艺性的发展，就会滑向熟与俗。药俗祛熟，就是诗的人文性。同光体的避俗、避熟，其宗旨是求古雅、求清新、求沉厚，背后是一个悠久古老的文明与文化的尊严。而“以文字为诗”其实才是中国诗的大关键，“以文字为诗”的传统并没有复活，导致中国现代诗文学中没有中国文字，整个躺在纸上。还有一个问题是情感、思想与诗的关系。宋诗派无疑更重思与诗。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已经讲得很好：“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论再生缘》）。陈寅恪在另一处亦讲：“士之读书治学，盖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只有情而无思想，必成俗情，必有桎梏。以上三章的内容，涉及三个大的时代，秦汉之交、唐宋之交、清民（国）之交。都有一个相似的背景，即国族文化最感性的心灵，如何回应时代的危机。诗与思想的关联，由此而成一个学理的系统。然而作者学思历程与时代的痛痒相关，也由此而显露。二十世纪一件大事，正是中国诗（中国文化、中国士的象征）由摧残而毁灭、而渐渐复苏的时代，有多少云天苍凉、多少惊心动魄。第三章所以多论及陈寅恪的诗学，其背景正此一象征意义。诗学研读，于此获取真切的存在感受；而时代的人间情怀，又获取了历史人文的骨力与诗性心灵的浸润。这样来自历史深处，又回返自身存在的意识，就是我在本书中多次强调的“文化意识”。“文化意识”，即中国诗性在危机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意识。文化心灵的崇高与优美、挣扎与再生，都是题中之义。在最后一章里，还涉及到一些通论。有学生问，这里的工作其实非常具有“文化诗学”的意义，为什么我不用“文化诗学”这样的题目？我了解“文化诗学”是中国当代文艺学一个重要的创意，是关于与历史文化观相结合的一种文学理论的新论说。这种文艺学的特点是：关心对于文学、历史和文化的整体的、综合的观照，这种观照又有着相当浓厚的诗性色彩；同时，又不同于传统所谓历史的与美学的批评，而是更富于个人意味的一种文论。对此我乐观其成。这样一种能够通杭于文学与思想之间的理论之筏，我也愿以自己的特色加盟。但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意识的基本缺席。[2]我以为，文化诗学主要回应的时代课题是：第一，文论的阐释力，如何与史论和哲学一样大，而又不失其文论的特性。第二，文论的资源，如何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如何重建文论的中国性？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正是透过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的阐释，来张扬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文论。力图通过诗与文化意识的互动式观照，得到一种新的美学图景。本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考订者与叙述者，而喜作发挥。能否成立，尚有待于学界同行的检证。

　　胡晓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终身教授，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