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建立的国情背景不同，制度基础各异，所起作用有别，但作为现代的、科学的、有效的行政监督，一般具有以下特点：1.权威性。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在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相对分离的情况下，监督就意味着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控和制约。如果没有权力，监督只能是一种摆设，不会有任何约束力。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监督主体相应的监督权力，这是行政监督最重要的权威基础。没有这种法定的监督权，或者这种权力被空泛化，行政监督就会呈现出“气不足，力不够”的失效或无效状态。2.强制性（主要指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内部监督）。行政监督行为不同于其他的经济行为和交往行为，它不是建立在被监督者自愿的基础之上的。依据的不是温情脉脉的亲情伦理，而是条款如铁的法律规章。行政监督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法权，而法律的强制性则来源于国家所具有的“暴力潜能”。在现代社会，为了增强行政监督的有效性，许多国家都赋予行政监督主体一定的处置权，其强制性色彩就更加浓厚。即使有的行政监督主体并不直接惩罚或纠正行政系统的不当行为，但它却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氛围，可以引起拥有相应处置权的主体的重视或注意，在客观上促使问题的解决。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新闻舆论监督，一度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形成了“违法违纪者闻之色变，人民群众听之高兴”的强大的舆论氛围。3.独立性。从行政监督的本身要求来看，行政监督是监督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限制性活动。因此，监督主体和监督客体绝不能两位一体，更不能让监督主体依附或受制于监督客体，而是必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此同时，现代行政监督是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之上的。而民主和法制的本质要求行政监督的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人的主体性意识的高涨，对于二个负有重大使命的行政监督机构来说，同样也赋予了它相对独立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制意识的张扬则为行政监督主体的相对独立，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此情况下，行政监督主体只有向赋予它监督权的组织和人们负责，才能体现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约束力。4.多样性。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行政监督主体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单一，而是越来越多样化，尤其越来越向广大民众拓展和渗透，公民监督政府，甚至运用“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武器，可以与政府机关及国家公务员直接“对簿公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里，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个人监督和权力监督、司法监督并驾齐驱，构成了多样化、多极化的行政监督主体网络体系。5.广泛性。行政监督涵盖了所有的行政行为，从运作过程到运作方式，从实体到程序，从合法性、合理性到有效性，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正是这些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的监督活动，才能对行政领域的治理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监督系统，才能真正体现出行政监督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使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指向公共利益，从而大大降低公共领域内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的发生率。6.整体性。尽管各种监督主体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但从其运行过程和运行功能来看，它们又彼此联系、相互衔接、相互照应、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完备的行政监督体系。因此，在行政监督主体多样性和监督内容广泛性的情况下，要取得良好的监督成效，不仅要充分发挥各种监督主体的功能和作用，而且更要注意各种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互补，发挥好行政监督主体之间的整体合力。如果各种监督主体各自为政，单干运作，互不协调，势必分散力量，加大行政监督成本，影响行政监督效果。

　　李树军，1964年生于江西浔阳江畔．后长于辽宁渤海之滨。1985年，199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学士、硕士学位。1985-1988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四局工作。1991年起任教于外交学院。1994年获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奖。1996-1998年任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二等秘书。现任外交学院党委办公室（宣传部）主任、副教授。教学和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国情、行政监督与反腐败、中国近现代史等。著述有《社会监督》（专著）、《领袖性格——世界政坛领袖人物面面观》（主编）、《美国第一夫人——从玛丽到希拉里》（主编）、《苏联解体内幕》（合编）、《国际政治百科》（合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合编）。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包括《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理论刍议》、《浅谈邓小平反霸维和思想》、《重温邓小平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思想》、《以践行“八荣八耻”为契机深入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