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不可维持性使得自然垄断产业被认为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经营更有效率。为了矫正垄断性企业“限产提价”所带来的绩效损失，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主张采取特殊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或者选择国有企业来运营自然垄断产业或者由私有企业来运营同时实施规制手段。但是，根据自然垄断理论及其政策结论运营的各国自然垄断产业，普遍存在着质次价高和严重亏损的问题。消费者不仅没能享受到自然垄断机制应该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成本弱增性的好处，反而受质次价高等垄断弊端之苦。与此同时，政府不仅增加了大量的规制成本，还不得不承担巨额的企业亏损。理论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对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打破自然垄断，引进竞争机制。民营化与放松规制是贯穿其中的两大改革潮流。实践证明，竞争的引入极大地改善了自然垄断产业的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但是，把同样的改革措施引入到转轨国家的自然垄断产业是否会收到同样的效果？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是否具有引入竞争的可能性？所有权转移是否会提高绩效？规制对于产业绩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尝试研究在渐进转轨的背景下自然垄断产业所有权的转移、竞争的引入、规制制度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本书从自然垄断产业绩效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文献综述入手，分析了转轨经济条件下自然垄断产业绩效研究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就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所有权转移对绩效的影响、产业的动态变化导致的可竞争性、规制改革的模式以及对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基于理论研究，以电信业为例，对中国在转轨经济背景下，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已取得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所有权、规制改革方面的政策建议。本书在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就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的所有权转移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自然垄断产业的所有权转移所带来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生产效率；其二，资源配置效率。总的效率的净影响效果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大小和发展趋势。鉴于此，本书就所有权转移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分析过程中，将公有企业所有权转移，即民营化之后，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政府并不对其实施规制；其二，政府对其实施严格的进入规制和价格规制。在前一种情况下，区别不同的弹性水平，就私有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可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进行了相对比较；在后一种情况下，则着重分析规制之下所有权转移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第二，就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的可竞争性进行研究。既然单独的所有权改革对于效率是没有意义的，自然垄断产业所有权改革的绩效还依赖于市场结构以及规制制度的改革，因此就要分析转轨经济中是否具备引入竞争的可能性。自然垄断的存在源于两方面的相对关系：其一，生产成本：其二，市场需求。通过将管理成本纳入生产成本的范畴，研究了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内运营企业的总体生产成本对企业最小效率规模的影响、转轨之前的短缺所造成的转轨过程中市场需求的迅速放大对社会合意性产出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就转轨条件下自然垄断产业的动态性而导致的可竞争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第三，就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模式及对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在对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动力分析的基础上，就所有权改革的模式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进一步，采用斯特兰（stelen）的效率内生性模型就所有权改革模式对效率的影响、规制改革的有效性对引入竞争之后的企业内部效率、产业效率、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在实证与政策建议方面，本书以中国电信业为例，就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自然垄断产业的所有权与规制改革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在分析中国电信业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方面所取得绩效的基础上，就其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进一步，剖析了在所有权与有效竞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就进一步的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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