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玛丽领事三部曲

>>>　《今日美国》2006年度好书 :不存在的女儿前言
　　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许钧先生从中国打来电话，跟我说他和他老师还有他两个优秀的学生合作翻译了我丈夫吕西安.博达尔有关中国的三部曲：《领事先生》、《领事之子》和《安娜.玛丽》。我感到非常高兴。许钧教授是我们家的朋友，他曾多次到巴黎来看望我们，吕西安很开心地跟他谈写作，谈翻译。我知道对许先生来说，翻译是文本的生命在另一个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延伸。
　　我丈夫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对他来说，中国有魅力，有奥秘；有美德，也有流弊；有幸福，也有不幸。他一直牵挂着她，对她有恨，也有爱。这三部小说是他的尝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关于文学创作，我想还是让我的丈夫自己来讲。下面是十几年前，他对《观点》杂志的读者说的一席话：写作万岁!对我来说，写作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提到写作，我便感觉不安，因为这意味着进入我最隐秘的地方，如同问自己，我如何呼吸，我为何而活。恰恰我害怕私密，同样地，我也厌恶陈词滥调，不信奉教义教条。但是，姑且试一试吧……我是一个笨拙、粗心、傲慢的人，没有多少能力，遇事待人又爱钻牛角尖；对所谓的娱乐，我不太感兴趣；甚至，难以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这一点，有时连自己都觉得很遗憾。别人认为我不易亲近，我宁愿自己不受到任何影响，超脱地看待一切。然而，与世界如此格格不入的我却承蒙上天的眷顾，拥有一种神奇的禀赋，观察的禀赋。因为观察，所以我必须写作，出于莫名的、急切的需要，我要感知，继而怀着自豪，用词句加以表达。由此，我获得了新生。写作，曾经是、也依然是我的天职，我的避风港，我的支柱。
　　我说写作是一种需要，显然，我要探询的正是“需要”一词。需要从何而来?来自怎样的忧愁?又是来自何种怀旧的心?我的童年异常精彩，少年时又享有各种特权，我曾经自认为是外交家，看遍世事，或是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我成了记者，甚至绝对权威的专家，杰出的通讯员。
　　杀戮、骚乱、战争、革命，我从中脱颖而出：这般的混沌，我乐于介绍它，控制它。似乎我个人存在着一种风格。凯塞尔(Kessel)我一直认为他很欣赏我谈到我时，他曾引用了科克托(Cocteau)的一句话：“没有文学流派，只有医院”，又补充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医院，不向任何一位名医求救，因为我从“自身也是惟一的血液”中汲取一切。
　　然后，我渐渐老去，我已经厌倦了混杂在麇集的人群中。我筋疲力尽，难堪重负……尽管如此，我依然享受着无穷的、难以想像的乐趣，写作像是美妙的麻醉剂，始终支撑着我。我开始梳理以前的电文，整理文书。
　　有人对我说，我在不知不觉中触及了某种故事性，虽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小说让我敬畏。是我的挚友，编辑让一克洛德.法斯凯尔(JeanClaladeFasquelle)一直鼓励着我。
　　一阵眩晕向我袭来!我看着自己，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我曾经走过的路，我曾经经历的一切，我曾经感悟到的种种……再也没有尽头。逝去时光的深渊中浮现出以前的瞬间，画面，情感，还有几张面孔，我不禁陶醉了。我可以重新演绎这场戏，重新赋予它生命，以探究内在的奥秘；我甚至可以创造出另一部戏，许多其他的戏。我亲爱的母亲，奇妙又肮脏的中国，法国式的激情，女人，权力，所有的一切又都回到我的手中。小说引领我进入至尊的境界。
　　而现在，我这位可怜的王者为人掌控，却乐此不疲，沉浸在词语的海洋中，如痴如醉。我发觉词语是那样冷酷，那样挑剔。为了它们，我不得不每天工作，无休无止，比人们所说的要艰苦得多。从来，我都不作任何规划，任凭想像随意驰骋，正是我内心深处这股难以名状的力量唤醒了无数幻觉中的人物，我无法控制自己。人物和词语自然地来到我的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振奋人心的激烈战斗：我修饰、删改，但不断遭到抵制，小木偶们一时离开了，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回来，我威胁他们，我承受煎熬，我兴奋不已，因此我也获得无限乐趣。
　　写作就这样诞生了，有人将之比作滚滚的扬子江。丰富的词语，一种所谓处于险境的文学体裁，我便由此慢慢迫近那些对我而言可以洞察的真理……这是多么可笑的异想天开!我厌倦了，其他的，我丝毫不感兴趣。风烛残年之际，我惟有一个信念：小说是解释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或许也是惟一的方式。写小说的人走进梦境，并邀请他的读者同入其中。我也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梦想，必将走向死亡。
　　是的，写作可以超越死亡，写作万岁!几年前，丈夫离开了我，但他的作品今天仍然还活着。通过翻译，他作品的生命在延伸，在丰富。我最衷心地希望我想他也同样希望他能在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那是他儿时的中国，是他永远的梦。
　　玛丽-弗朗索瓦丝.勒克莱尔。
　　2006年11月28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