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博大而恢弘,历史的车轮碾动上下5000年,鸣响铮铮铁骨,在斑驳而璀璨的近现代绘画史中,镂刻辕杆的辙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体制走向了末路,泱泱华夏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罔度,中国也由此步入了近代。在动荡中摇摆的中国,饱受着列强的凌辱,煎熬于水火的交融,雅道凌迟,民生凋敝。近代绘画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曾出现低迷、迂回乃至停滞,大部分的著名画家在辛亥革命之前业已故去。然而,以任伯年、吴吕硕为代表的海派画家和后起者以及岭南派的“二高一陈”的出现,使得本已萧条的中国画坛重新拥有了生气。由丁当时身居北平的画家大多恪守“四王”的衣钵,没有大的突破,因此,接受了新思想和革命洗礼的艺术家,开始仿照两方的模式开办新学校,倡导“美术革命”,对中国古代绘画重新加以评定,贯穿近现代中国画坛的关于创新与保守的争论就此开始。明末清初,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起立于中国画坛,皆因同姓王,简称“四王”。他们均擅长山水画,在师承、崇尚、画风等方面十分接近,影响广泛,又受到皇帝的赏识,遂成为左右画坛风气的山水画派,被看作正统派。“四王”致力摹古,崇拜“元四家”,注重笔墨,追求平淡清闲的情调,以能灵活地运用古人的笔墨技法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他们在总结、运用前人笔墨方面达到一定的深度,尤其是在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方面,丰富了文人山水画的表现力。但由于一味崇古,忽视体察自然,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也大大地桎梏了艺术的创造性,给以后的绘画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随着《南京条约》的签署,中国封建社会体制的瓦解,自由与民主的观念不仅留存于政治当中,更将矛头指向了作为艺术形态的绘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