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到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如果说“认识论转向”是从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反省而追求世界统一性的本体论独断，转向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反思，那么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是从近代哲学离开对语言意义的审查而探究思想的客观性的认识论追求，转变为对语言意义的分析和理解，意义问题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切人点。正如哈贝马斯所表述的那样，今天的语言问题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对语言的先验批判已经取代了对意识的先验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在1967年出版的《语言学的转向》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语言转向并不是摆脱近代认识论困境的正确选择。在他看来语言转向只不过用“语言”取代了“心”，它并没有改变传统哲学的本质。这起码是在说明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转向这一条路径，而应是多条路径，正如现代以来标榜转向的哲学家比比皆是一样。因而我们可否把这些转向称为生存论转向、非理性哲学转向、生活实践转向、后现代转向、语言转向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等等。纵观这些转向，我们深刻的体味到哲学在现代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转向是与哲学在现当代所发生的哲学观念变革密不可分的，正是哲学的转向与哲学观念的变革相互影响才不断开启西方哲学自我发展的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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