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的孩子

　　据介绍，《两百年的孩子》是大江为了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的作品，里面引用了一段二十世纪法国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的话，这段话曾让19岁时在大学教室里的大江为之感动、并将这种感动贯穿自己的一生——大江写这部书，就是为了“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 许金龙说，译介大江的作品，很痛苦。更重要的是，大江的作品，绝对不是那种给你带来阅读快感的书。“它的内容，让我面对时觉得痛苦——一个痛苦的世界。当然也有快感，快感就是当我把这个谜解开之后，我会觉得很痛快。诺贝尔演讲时说过，有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说‘我在美丽的日本’，但在大江看来，日本是暧昧的。他展示给读者的，不是川端康成似的美文，他说自己是把人类最肮脏的东西展现给世人。”但每每痛苦过后，许金龙会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他不给人快感，但让人思考。他在对人类负责，很厚重。他的东西，你可以读一个月，也可能读一年，读十年。” 在去演讲的途中，他不停搓手，显得非常焦虑、紧张。有人说：“先生您不必紧张，您面对的都是孩子，都是中学生。”他说：“我不只是面对他们，而是全中国的孩子；不仅面对中国的孩子，也是面对日本的孩子，面对全亚洲的孩子；这是在对未来发表演讲。我希望能够和解，能够和平，而这一切是要理解做基础的，而我是肩负着沟通使命的。”每逢重大活动，大江都很少喝水，免得需要上厕所而不方便。但那天，站在礼堂外的大江主动提出上卫生间，只为“镇定一下”，他在卫生间大约镇定了十来分钟。 《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小说，是大江健三郎迄今为止为孩子们创作的惟一一部幻想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智力障碍的哥哥与健康的妹妹和弟弟这三人组借助时间旅行器，目睹了日本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年以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历史进程的各种场面，故事也随之而铺展开来。作者以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二百年来的历史，以及人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灵魂与肉体、物质和精神的状态，既而提出“新人”的思想，指出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以“和解”取得和平。

　　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5年出生在爱媛县森林中的一个小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中于阅读萨特、加缪、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于1957年5月发表《奇妙的工作》。在这一年里，大江还相继发表了习作《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自此，大江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又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使得这位学生作家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则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学旗手的位置上。1959年3月，大江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同年，作者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试图表现都市青年封闭的内心世界。 对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生涯来说，1963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了。原本这应该是一桩喜事，却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缺损，脑组织外溢，虽然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还去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有关调查，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可以认为，这两件都与死亡相连接的事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的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发表了。　《个人的体验》（1964）和《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等一系列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就其文艺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同时，充分运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把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日常生活的冒险》（1964）、《洪水淹没我的灵魂》（1968）等长篇小说。此外，大江在随笔和文学评论领域也非常活跃，著有《广岛日记》（1965）、《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和《小说方法》（1978）等作品和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