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理论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时代的问题？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尚无定论。本书以萨拜因的“历史主义”政治理论研究范式为方法论，阐述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个体与政治的关联性，以此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通过分析个体与政治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关系变迁，我们发现，现代政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难以满足个体对自由和稳定的双重渴求，而新的政治又尚未型塑。由此，本书的最后结论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处于一种新的历史过渡期。第一章是方法论基础。我们从分析鲍曼关于个体的存在方式、特征和价值的思想人手，指出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使西方历史呈现出一种个体化的逻辑进路，而政治在此进路中则是作为一种维持个体正常社会交往的公共秩序。在此基础上，我们揭开鲍曼思想的复杂源流，发现葛兰西、齐美尔和阿伦特等人的思想是他诉求于勒维纳斯他者哲学的关键。鲍曼以后者为底色，强调个体的道德责任不是来源于社会而是为社会所操纵，并以对他者负责的伦理学为原初场景，绘制出一种个体伦理观的积极乌托邦图景。这种个体伦理具有先验的局限性，只有通过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才得以维系和延续。这样，个体与政治存在经验和规范双重意义上的关联性。第二章是关于个体与政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建构。西方现代政治的目标是设计一套更趋完美、确定而永恒的秩序，其代价是压制个体内在的道德责任和价值，从而破坏个体与政治的双重关联性意义。通过揭示文明进程中的权力关系、理性主义及其所导致的道德沉沦，我们指出，少数精英以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为支撑，运用暴力合法化的手段，确立一套全能性的监控体系。其中，以理性官僚制为运作主体的民族国家是知识和权力结合得最有效的现代政治结构，并对他者实施规训和惩罚。这使现代社会的多数个体都被对象化，甚至被非人化为大屠杀的对象。但陌生人的存在却表明现代政治的秩序追求并不总是成功的。第三章、第四章是现代政治结构的解体以及个体在其过程中的表现。资本的运行逻辑已扩展到全球空间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治外法权。在这种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中，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开始出现崩解的迹象，表现为：国家与民族的分离、国家与主权的分离、国家与福利的分离。这使社会的控制模式和个体的生存境况相应发生巨大改变。个体逐渐从现代秩序的“铁笼” 中再次解放出来，并力图以消费主义的方式实现其个体化。这种个体化的实现是以丧失确定性和安全感为代价。因此，个体在实现自由和个体性的同时，又向往各种共同体形式，但失去安全保障的穷人被消费社会所排斥而丧失其人之为人的尊严。这样，与全球化遥相呼应的个体化陷入双重困境，个体化社会从而出现其结构性危机。第五章是对个体与政治双重关联性的重构。要解除个体化社会的危机和解脱个体对不确定性的焦虑，重新塑造政治的原则、性质和目标是根本途径。在民族国家失宠之后，政治的功能和目标有着重新再造的机遇，它能够以全球空问中的人类福祉为终极关怀，以道德责任和正义为根本原则，在三个层面上重新发挥功效：全球政治、新部落政治和公民资格。第六章、第七章是本书的两个结论及其对主题的回应。鲍曼并不是后现代的支持者，而是以一种矛盾的态度关怀个体的生存境况变迁及其在全球化时代对政治的需求。本书通过理解和分析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的关系变迁，证明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是处于一种新的历史过渡期：旧的、以民族国家为认同单位的制度框架已难存续，而新的认同和组织结构模式尚未生成。这个历史过渡期的论断在比较吉登斯、贝克和鲍曼的社会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全球化时代对理论和实践带来的一个思考是：如何回归个体与政治在经验和规范意义上的双重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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