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老师在此著作中刻画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陶潜:北宋以降,受东坡影响,大部分文人都将渊明看作一脱俗的隐士,并顺其意来解其诗。作者则指出六朝之时的中国文化界乃一“手稿文化”:在印刷术盛行之前,文本的流传往往经过了不同人之手,以不同的版本展现在我们面前。好比说,“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此二句就引出了后人强加的误解。苏轼提出,“悠然见南山”才是正确的版本,而“望”则是文本流传过程所致之失误:作为隐士的陶潜不会刻意去“望”南山,而只会不留意“见”南山。此观点被多数后人所采。但实际上这二句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作者提出,在六朝时士人思想受老庄之道影响,好清谈玄学,隐居求仙:后人把“菊”认为是一种渊明隐居的比喻,而实际上当时菊花则与“长生不老”更有关联,为草药之一种。如果此观点的话,就不难理解“望”南山了。诗中可能并无那种刻意强调“隐士”的概念——此概念本身可能是后人强加的。作者更提出,陶潜传记并不肯定,无论是《晋书》、《南史》、《宋书》,还是萧统《文选》中渊明之传记,均有相似记载:“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环诸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晋书·陶潜传》) 也就是说,对陶潜记载多出于其自传:而其自传则是一个名曰五柳先生的虚构人物之传记。陶潜作为“隐士”,也是由他一手打造的。作者则反问:如果陶谦真的是一隐士,为何要留下字据自谓“隐士”?好个“不祥姓字”!当然,作者也明白,“我们得记住这个‘少了些平静少了些不朽的陶渊明’也不能算是权威性版本。它只是很多个可能性中的一个,一个经常被刻意无视了的可能性而已。”作者希望通过陶渊明的例子来说明“多个”陶渊明存在的可能性,以突出中世纪中国的文献不稳定性以及其文献在不同注疏者笔下由于个人或意识形态需要改变而自成一体的现象。通过展现陶诗的不同版本以及东晋刘宋之交的文化以刻画一“手稿文化”,《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不失为一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