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象学影响不大，研究也不多。尽管在建国前有人曾介绍过现象学，但没有形成气候。建国后，研究也很少，特别是在“文革”中，西方哲学统统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但就总体而言，研究的广度不宽，深度不够，特别是对现象学的研究，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说明和系统的成果，也没有对它作出符合其本来面貌的评说，因此，涂成林同志《现象学的使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一书的出版，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不能说不是一项重大的成果，这样系统深刻研究现象学的专著在我国还见之不多。 涂成林同志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具体分析，有新的创见。 第一，思路新。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而海德格尔、萨特则属于现象学中的存在主义，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现象学包括了存在主义，但它们又不是一回事。它们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涂成林同志抓住它们相互联系的方面进行了研究，理出一条发展线索，并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作为现象学的统一体进行了研究，这是一条研究现象学的新思路，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较少，更没有形成这样系统的专门著作。 第二，观点新。过去研究现象学很少从本体论方面着手。涂成林同志着眼于本体论，并以本体论为中心，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展开。在历时性方面以本体论为主线，具体考察了现象学发生发展过程，特别是：考察了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的发展过程。在共时性方面，以本体论为中心，对同本体论有关的其他现象学观点进行了分析研究，既有历史发展的纵向分析，又有横断切面的横向研究，纵横交错，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新观点。 第三，材料新。旧的材料经过新的重构也可以形成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路。涂成林同志没有停留和满足于旧的材料上，他既运用了旧的材料，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挖掘和运用了大量的新材料，因而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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