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的须一瓜是一个“好人”。“好人”的标志是，她在总体上能够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涉及我们想象世界、认识生活的一系列基本范畴，比如：善、美、正义、忠诚、英勇、怜悯，等等。也就是说，须一瓜无意冒犯我们，善、美、正义、忠诚、英勇、怜悯等等，也许我们做不到，也许我们其实并不十分清楚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对这些词以及它们所指涉的价值我们怀有天然的、先验的尊重，我们认为它们理应普照大地，就像我们知道有人逍遥法外，但我们的愤怒依然是出于对正义的信念。须一瓜和我们分享着这些共同的基本信念。她是个有信念的小说家，她和我们达成一致并非出于策略、习惯，不是因为她要讨好我们，而是她真的相信，实际上，她比我们更信，她几乎是天真地信着，她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这是须一瓜和她同时代的很多小说家的重要区别。对人类生活中正面的、肯定性价值的发自内心的信奉，这是一种此时极为稀缺的品质。小说家们乐于表现得桀骜不驯、玩世不恭或者老奸巨猾，他们认为，和读者一样对生活存有朴素的信念是一件令人羞惭的事，这几乎就等于愚蠢，而愚蠢不可饶恕，小说家们决心比我们更明察、更贼或者更无信念。但须一瓜恰好又是一个明察的小说家。她的信念从未使她在想象人类事务时失去现实感，她说过，在她看来，写小说如同操刀——她说的是手术刀，但我认为也是“庖丁解牛”的屠刀，坚定、冷静、流畅，哗然响然，奏刀霍然，准确抵达一切部位，分开筋肉牵连的含混夹缠，她对人的复杂的具体境遇，对那些透露着人的纷乱、难以言表的内在生活的细节有惊人的敏感，她无疑比我们更聪明、更知道事情的真相和人的秘密。这是须一瓜的令人困惑之处。我们以为我们终于碰到了一个小说家，她对人性中的光明抱有信念，但同时，我们发现，她目光锐利，她对死亡、对人的脆弱混乱有深入的兴趣，她睁大眼睛注视着她的人物困惑、彷徨、绝望、受苦，她绝对不天真，偶尔，她也可以像法医般超然无情。比如在《第三棵树是和平》中，一开始我们就遭遇了血淋淋的场面：分解的肢体、血污、扭曲的面容，人的肉体的崩灭、丑陋被冷酷地展示，这种时刻，我们不得不想，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她何以能够忍住呕吐？但是，当小说进展下去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个死者从未真正出现，他只是在他人之口中被转述，他从未站在这篇小说的叙述主体——那个女律师面前，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从未活在正写小说的须一瓜笔下。只有这样，须一瓜才能硬起心肠，作出判决，把他贬损为一堆丑陋的肉体，这在她的小说中是仅见的特例，而只要人物在她的笔下活着，她就决不肯这么写，她必要尊重他，这是一种小说家的“尊重”，这意味着小说家决不认为自己有权审判，决不轻率地封闭人的可能性，决不对人做粗暴的界定、简化和贬损，意味着深入地探究人，站到人的内部感受和表达他的困境、他的斗争、他的真理。所以，须一瓜的明察是慈悲体贴，而不是世故。“世故”，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行的叙事态度，小说家们世事洞明，对人性不抱幻想。“世故”是有力量的，那是一种危险的、刀刃般的力量，在张爱玲那里，这种世故中贯彻着浩大的幻灭感，而我们后来看到的泛滥的张式世故却没有底子，只是不惮以最坏的动机去揣度人，这是“小人之心”的叙事，它的诀窍是，降低天花板，直到迫使人趴到地上，然后，小说家得意地说：怎么样，我早看出来了吧？“世故”对小说的叙事伦理——作者与人物、与他所书写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重大损害，它使很多小说家把对人的恶意当成了智慧，当成光棍眼里不揉沙子，它自上而下地抹杀人的复杂性、抹杀生命的宽阔深邃，它是一个刀笔吏式的不公正的法官，用黑暗的眼睛去寻找黑暗。须一瓜曾以建筑为喻阐述她的艺术理念，她认为建筑的要义在于处理明与暗、光和影，小说同样如此。而建筑，就是一种寻求公正的技术和艺术，不公正，楼就会愚蠢，不合人居，甚至会塌，即使像新央视大楼那么歪，它也最终达成了一种内在的公正，也就是说，它必须体现明也体现暗、体现光也体现影、体现实也体现虚，它必是一个在空间的众多可能性中求证出的复杂而开放的结构；这样的建筑师，如果写小说就必定是个公正的小说家，对于人类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坚韧与软弱、高贵与卑微，对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对人在“应然”与“实然”间的艰难选择，他必有一种宽阔综览的眼光。由于公正，那个天真、热情的小说家同时也是明察、锐利的小说家，须一瓜有信念，但正因为有信念，她才知道普照大地的光必被万物的实体所吸收折射，投下游移不定的阴影，而阴影的存在恰恰证明着阳光、月光、星光和灯光的存在，证明了我们正带着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活生生地行走，人的软弱、人的无奈，人的遍布矛盾、裂隙，充满孤独、哀伤和焦虑的生活在信念的照耀下获得了尊严，获得精神的光辉。因为热爱阳光，所以热爱阴影，须一瓜拒绝取消人的影子，也拒绝只采集人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她爱人，爱这世间，这是她和我们最根本的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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