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题目注定了文章介入的角度,即我们关注的是西方艺术作为语言和方式的母本在中国当代文化情境中的遭遇及变化。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正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寻找自己的感觉,使自己真正步入新的发展。谋取平等的对话接轨于“国际规则”,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还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呢?当“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文化”这一“主体明确”的概念认同原则不时激发在中国艺术家面前,一切现有资源的利用也就成为既成的表演,忐忑不安地听训于最终的判断。在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的现代艺术——“八五美术运动”是模仿,走出模仿之后却又归顺于“它者——主体”的判断原则之下,仿佛困惑与迷茫总是挥之不去。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宿命的怪圈,它令中国当代艺术家深感恼怒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