狷介与风流：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

　　民国的天空·菊隐丛谈狷介与风流：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大江东去，浪淘不尽，民国多少俊杰！民国大记者陶菊隐先生传记力作：子玉狷介，百里风流。《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之后读《狷公与风流》。子玉狷介在民间的口耳传说中，吴佩孚以这样的故事最被津津乐道：吴有“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一生不违；吴失败了也不“下野”，关起门来作大帅，文武大员每人每月领薪水大洋五块，谁不收就是看不起吴大帅； 吴有清廉名，有个军校同学想在河南谋个知县，吴批了四个字：豫民何辜；该人又想谋个旅长做，自表决心“愿为前锋，功成身退，解甲归田，植树造林，造泽百姓”，吴又批：且先种树。最有意思的是有个洋小姐爱上了吴大帅，千里迢迢写信来诉说爱情，吴拿着情书当公函，一样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百里风流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一次是以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震动朝野，日本人引为奇耻大辱。二是八年抗战，日本军队恰如按照蒋的战略布置，一步一步陷入持久战的泥沼直至战败。蒋是袁世凯亲点的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又是蒋介石任命的陆军大学代校长，蔡锷的密友，梁启超的学生。西安事变中他是阶下囚，却指点后生张学良促成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他又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新月社”之一员，当他入狱两年时，徐志摩背着被窝要陪他一起坐牢。据说他有一个副官叫蒋纬国，他还有个女婿是钱学森……子玉狷介，这是半个世纪里曾给予吴佩孚的最响亮的掌声！百里风流，一个怀才不遇天才军事家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整部民国史上的是是非非功功过过，也开始引起了更多人们深入探究的兴趣和热情。这中间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民国时代的大记者陶菊隐先生，陶以自己数百万字篇幅的“菊隐丛谈”，为民国38年里混乱变幻的军政生活留下了最生动可信的纪录。就最近几年出版界对其著作重新整理出版的成果来说，《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2006，海南出版社）对于了解北洋军阀统治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最近这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新整理推出的《狷介与风流》，是陶氏《吴佩孚将军传》和《蒋百里先生传》的合集，虽然距离初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但它们依然是所有同样传记里最出色和最值得关注的著作。吴佩孚，字子玉，直系军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吴号称“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如日中天时是这样，失败下台时还是这样。他得意时拒绝过苏联以及英美的示好，失意时正处日本侵华时期，他则是北方日伪政权下最梗直的一块骨头。他一生清廉，没有乱七八糟的风流事，也曾经下过手谕，禁止族人在自己的政权里做官。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有一语评说他：狷介一生。近几年来，国内给吴佩孚这个人物说好话的学人逐渐多了起来，给予正面评价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但可以说，还没有谁像本书这样给予过吴佩孚一生如此深刻的理解，如此响亮的掌声！《吴佩孚将军传》初版于1941年，作者陶菊隐投入了极大的写作激情，自称“吃饭时脑子里是《吴传》，睡觉时脑子里是《吴传》”，“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这种激动和热情，透过文字而直达今天。《蒋百里先生传》则初版于1948年，传主与作者是至交，关系密切，来往频繁。正因这层便利，这部传记深入描写了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军事家的公私生活，为任何其他人写蒋的传记所不及。蒋百里一生有很多可堪得意的事情，他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日本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他曾是袁世凯亲点的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又是蒋介石任命的陆军大学代校长，门下弟子，遍布军界；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新月文学社之一员，徐志摩正是他的亲密小友，据说他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时，徐志摩背着被窝要去陪他坐牢；西安事变时他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张学良亲自向他求谋请计，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也确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他最早提出了对日战争的长期抗战理论，并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的至理名言。蒋氏的一生传奇，正如一个评论者萨苏调侃的，“连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当是时，“男交蒋百里，女交林徽因，不负此生”！历史长流，滚滚而下，昨天的因正是今天的果。我们今天重审历史，重读民国史，正是应该从重读民国历史上的这些个性人物开始。

　　陶菊隐，湖南长沙人。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民国元年（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次年起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同时还为上海各大报撰写地方通讯。民国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民国7年（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编辑工作。民国8年（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民国9年（1920年）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民国16年（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民国17年（1928年）起，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民国23年（1934年）赴南京与许彦飞合办《华报》，同时为《新闻报》撰写专栏文章。民国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参加《新闻报》编辑工作，还担任《晓报》主编和严独鹤主持的《新闻夜报》助编。民国30年（1941年）后退出《新闻报》，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泮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1934年-赴南京与人合办《华报》；1936年移居上海；1941年后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同时参加《辞海》关于近代史条款的编写工作。 著有“菊隐从谈“（共二十五册）、《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吴佩孚传》、《督军团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