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2006年度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追踪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最新动向·促进多元治理观点的辩论和认知·思考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关于治理“从地方到全球人类社会共存的组织和调节以及产生共同规则的方法。”更新治理研究院以最为开放的方式给治理这一概念的研究主题范围下了一个定义。更新治理研究院和来自各大洲的十位研究人员合作,试图界定治理这一概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如今,有几条路线指导研究院的思考和著作,这些路线适用于从地区到全球的各个治理层级。研究院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公共管理和调整的方法,参与者和各机构的合法性及其责任,参与政权和不同治理层级间的相互关联,并对关于治理的各种各样的言论进行横向的分析。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与来自社会职业和地理学界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了十年之后,积累了关于治理这一概念的一系列思考和共同建议。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治理本身的目的,治理的目的不局限于每个单独机构的运转,也不局限于对其特别权限重新进行界定。因为治理不是要重新分级;而恰恰相反,治理是要使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参与者之间进行互动。组织“共同生存”的准则不能只由任何一个机构决定,不论这个机构多么强大,也不可能只以合法性为原则。这些准则绝非越是“上面”强加的就越合法。这些准则是在遵照明确的共有的价值观并在面对共同的挑战的过程中共同确立的。如今,该基金会力图在更新治理研究院内对其关于治理的观点展开讨论。同时,该基金会也希望会有许多机构在更新治理研究院内部将其观点进行对比研究。这本首期年鉴是在更新治理研究院的建议下出版的,其目的是让人们通过2006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来窥见治理实践和治理理念上的重大演变。我们所挑选并加以分析的各个事件并不一定是大多数观察家们所认为的“强信号”。这些事件也许只是“弱信号”,但却能够充分说明在实践治理或探讨治理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理念和新方法。我们不能用寥寥数语来概括这本首期年鉴,因为它是由所有参与构思的人塑造、加工和共同完成的。在此,我们要感谢他们为这个项目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无懈可击的参与。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个项目是集体合作的产物。迄今为止,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许多成果已经对“治理”提出了很多方法和定义,而《治理年鉴》的目的并不在于抛弃或者支持哪一种定义。所谓那些“善治”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的体现和一些独特的想法,它们是否符合实际以及它们的有效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出于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更新治理研究院不采纳任何“药方”。不管怎样,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论是从哲学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说,治理都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概念本身是相对固定的。正如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所说的,只有当我们能够展示国家正在进行的深度重组以及重组在等级、权力和垄断三个方面具有深刻的含义时,治理这个概念才真正成为一个概念化的框架。然而,直觉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一个权力相对混乱的时期,可以和封建时代末期的“乱世”相比;直觉还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新洗牌和发牌的过程。因而,一个能够将治理一词的概念限定在现实中的办法就是提出一些假设并靠经验加以检验。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确定了《治理年鉴》的结构和内容。年鉴中共提出了五个假设:1.不同层面的权力共存,包括超国家和次国家等层面,而不再只是国家层面;2. 国家合法性的削弱,将其重新分配给社会的参与者,尤其是一些机构和个人;3. 政府控制社会秩序的能力的丧失;4. 水平式参与权力的新形式,超越传统等级制和代表制的方法;5. 共同管理问题的机制的存在,在决策方面,逐渐用协商和商议代替独裁。以上便是更新治理研究院研究工作中的五个分析主题。我们建议每年选取一些由不同的作者所撰写的来自于不同出处、谈论不同主题、采取不同风格和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来对这五个假设加以检验。但是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埃尔克·克拉曼(Elke Krahmann)提出的 “从统治的逻辑转变到治理的逻辑”。《治理年鉴》并不奢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年鉴看重的是方法的多样性。而对于更新治理研究院希望推动的一场关于治理的辩论来说,多样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治理在成为纯粹的技术和能力之前首先是一门艺术。它源于不同背景下的外在表现、传统、实践和机会。这门艺术在于使复杂的世界井然有序。但由于我们提出的依然是过去的那些问题,如合法性、权力、个人面对国家的问题,总之都是政治问题,所以治理这门艺术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门新艺术。年鉴的结构力求再现关于治理这一正在被形式化的概念的多种说法。无论如何,关于治理的说法都不应该是惟一的,因为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用中断法,有人用连贯法,有时二者又都存在。在统治和治理二者之间变幻不定,这就使我们想到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翻翻地,看一看,我们就明白了。这本《治理年鉴》为您提供了全球变化的年度报告以及对变化形式和实践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