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从思想解放开始，但因为普遍性的一致性要求而成为消除差异的霸权话语，从而窒息了文化的活力。现代性不承认特殊性，因而使许多民族文化出现了认同危机；譬如，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华民族仍然有“被开除球籍”的忧虑。目前，我们需要某种理智，协调各种差异的因素，从而实现差异共存、共生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就是要消除超越特殊存在的一元论的努力，因为各种特殊视角为了独占普遍真理的地位而造成了许多矛盾和冲突。现代性是要消灭差异，而后现代性则要求包容差异。如果说现代性是通过消灭差异而实现同一，那么后现代性无非是通过包容差异而实现共存的统一，这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说的“和而不同”。譬如，在现代性语境中，女权主义的口号是：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在后现代性语境中，新女权主义的口号是：男女都有自己的特长，因此女人能做的事情，男人未必能做。再有，在现代性语境中，世界历史似乎是人类各民族通过单一的道路而进步的过程；在后现代性语境中，人类的历史是各民族文化之问通过对话而都有自己独特演化的过程。现代性的话语是对与错，而后现代性话语是对话与妥协。然而，后现代主义往往以话语竞争替代真理的追求，因此，它是无原则的学说。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接受所谓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重新思考现代性及其人类的认同问题，为这些问题寻找新的、有原则立场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说明。我们已经知道，大众文化是现代性认同危机的集中体现，因此大众文化研究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的重要途径。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同时又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危机。认同危机是这种社会矛盾与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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