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关上一道门，又打开另一道门。自宋朝起，“好男不当兵”就广为流传，大宋的灭亡，与其说是来自外敌，不如说是来自自己放弃抵抗的所谓“崇文”。这个转变，使从黄帝擒杀凶悍的蚩尤，经大秦、强汉、盛唐流传下来的血性也被阉割，尚武精神的缺失使中国人个个都成了任人屠杀的“谦谦君子”，最终演变成“东亚病夫”！无论如何“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城下之盟，更为恶劣的是开了妥协、迷信和谈、不抵抗的先例，成为解决和西夏、金国争端的范本，在签订和约时，大宋此后数百年的宿命就已经被决定了。历史却也呈现一种别样的公平：岁币使契丹群狼不劳而获，逐渐丧失了劫掠的本能，退化成只会坐享其成成的废物。到辽兴宗时，以往驰骋如风的契丹铁骑就被西夏连续击败，丢尽脸面。每年三十万的金帛，竟毁掉了一个剽悍的民族！无故的不是锋利的刀枪，不是纵横的铁骑，更不是“神授”的君权，而是人见人爱的花花钞票！很多史料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很是嚣张跋扈，但王雱曾劝其父：“您不能容忍接受别人的意见，别人怎么会容忍接受您的意见呢？”这话可绝不是心胸狭小之辈所言。其实王雱才华横溢，死时刚33岁，著作很多也很有见识。他小时候，曾有人指着关在一个笼子里的獐和鹿问他：“哪是獐，哪是鹿？”小王雱机智地回答：“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獐。”这是一个很绝妙的逻辑问题，丝毫不逊色于司马光的砸缸，可就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儿子，便被冠以“慄悍阴刻”而默默无闻。历史，难道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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