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其实,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