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工程师，虽然担任过一些基层行政领导，但工程师的习性始终未改。常只感兴趣于一些工程发展以及细节，没多大魄力，生性又缺乏幽默，情商不高，且始终在基层企业工作，这些条件让我平平淡淡过一生，也就理所当然。工程，特别是飞机工程，涉及的科技专业非常多，需要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个人在这里边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重要的是要有一支能干的团队和上边领导的支持。缺了这上上下下的条件，任何工程都成功不了。所以，要说我这一生办成了几件事，首先要归功于广大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和有关上级的支持和领导。我一生经历了三个半飞机大厂，从修理、制造到自行设计、改革开放，我在纪事文章中陆续或简或繁地写下了一些飞机发展的史实，未涉及具体技术，那都是真人真事，如实记录，不做文饰。文中提及的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不可能都记上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只能在不同年代就记忆所及因事出人地写了其中的一些，既是记念，也可见证真实。因我不是全面写史，只是记本人亲历，同事们都各有他们的经历和贡献，所以这里写到的和未写到的领导和同事，我都应该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信任和帮助。在工作中值得我纪念的领导人有汤钦训、马真、晋川、陆纲、牛荫冠、冯安国、马诚斋、孙志端、谢明以及航空工业部的领导段子俊、孙志远、吕东、陈少中等。我在文章中并未有意地提到他们。回过神来想，他们都是为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很好地执行了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老干部。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信任，我可能什么也干不成。特别值得怀念的是航空工业部长期主管飞机的徐昌裕副部长。他是我两次调动工作的直接决策者和谈话者，是在我去320厂合作初教6设计前夕找我语重心长地交代任务的嘱咐者，是带我去空军汇报东风107歼击机方案和歼教5飞机方案的带领人和歼5甲研制过程中重大问题的现场决策者。长期担任飞机事业领导的部飞机局局长张金波同志，对我自始至终的、兄长般的、出自内心的、诚恳的指导和关怀，也令我终身受益。说到技术指导，首先是我参加工作时的顶头上司齐志焜同志，他是我的第一位实际工程工作的指导老师。以后到了飞机设计室，则遇到另一位好师长——徐舜寿同志，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具体的设计技术和设计思路，以及既有远见卓识又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可惜在“文革”中，他的耿直和忠诚，使他遭受到不应有的灭顶之灾。一想起他，就深为我国航空事业保护不了他们而惋惜。我要感谢过去与我合作的同事们，已经去世了的有熊文杰、刘毅、卢开仁、林家骅、高镇宁、沈尔康、马代芹、马凤山、杜志光、戴世然等同志。也要祝愿安度晚年的陈正义、毛庞勤、彭仁颖、周砥中、冯玉麟、陈志立、邱普达、陈金琰、王月新等同志健康长寿。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并不令人感到完美： 硬件上跛腿（缺民机一大块）；软件上少后劲（缺可持续发展和迎头赶上的自己的强有力的基础科研体系），但从自身感受中，我们的事业在曲折中取得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我记下的这些史实，可以证明广大航空人都是十分努力的。诚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缩影，也免不了个人认识上的局限，但只要是事实，或许就有点价值。袁枚《雨过》诗云：“雨过山洗容，云来山入梦，云雨自往来，青山原不动。”令我遗憾的是我没有可能亲自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与美国宇航公司合作中感受到的、90年代我在资料库中找到的军用飞机“按费用设计”的理念。我在工作中长期深感军工企事业大手大脚浪费很大。浪费资源是正常的，节约并不受到鼓励，其根源出自军品订货制度十分原始，改革开放30年了并未受到触动。军用飞机的采购价是成本加5%的利润，而成本是多少，是事后算账。说白了是用多少给多少，而且节余并不归己，你成本降了，采购价也降了，利润也随着降。加以某些产品其设计与企业经营无关，只要是设计定的，制造者必须千方百计不惜工本去干出来。这种早期学自苏联的定价办法，令我想到为什么在冷战中以军工经济为主导的苏联经济走到没有面包、西红杮和黄瓜吃的地步。我奇怪我国改革开放后为何我国的经济学家至今还把军工视为禁区，不研究军工经济，而国家经济领导机关，只负责给切块拨款？因此我在20世纪末大胆建议推广西方军工产品“按费用设计”的理念。这里“设计”一词不是狭义地指产品设计者，而是广义的，包括订货方提订货要求者和使用方以及制造者。但其中产品设计者负有很大的责任，而且设计工作中的潜力是很大的。设计工作是千百人长年累月细致的工作，不是临时组织评审检查所可左右的，必须有经济杠杆和思想教育并进来激励。“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动员设计员在投产前对设计出来的图纸资料进行质量复查时，曾说过：“设计员笔下有黄金，一点一线都关乎人民血汗积累起来的国家资金，一个小数点错了，一条虚线弄成实线了，都会造成损失，有的设计不当，甚至威胁飞行员的生命。”“文革”中，有人批判我说这是有意抬高知识分子的作用，说一设计就有黄金了。虽然当初我不是这个意思，当时也绝不会鼓吹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有多高价值。但现在敢说了，脑力劳动者既能创造财富，也可能浪费财富，关键是怎么干。20世纪60年代设计歼教5时，主管后机身油箱的盛才良设计员，提出创意说，可把左右腰形铝合金油箱设计成轴对称而不是原来的面对称，左右油箱可以是一样的，只是接管嘴不一样，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本来左右对称两个油箱一半的成形模具和夹具。我支持这个创意，至少节省了几万元成本，而且可以减少维修费用。后来看到美国F16遂行“按费用设计”，把左右襟副翼设计成一个部件，只是可更换的左右接头不同，其思路与盛才良的创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F16设计已是70年代后期的事了。一架飞机包括发动机、成附件和武器航电，最初都由一个个零件和元件组装起来，而实际上每个零件都有设计得合理与否的问题。比如说小到决定零件的公差精度，水平低的设计员，为了保险，采取宁高勿低的办法。换一个水平高的设计员，又敢于负责，技术上有把握，则该高就高，该低就低，这么一来，工时成本就差多了，而这是很难由外人来判断的。因为设计是立法者，后边的制造检验工序都得遵照着来，而没有具体设计实践经验者，更难发表意见。当设计工作的领导者，也会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大小不同罢了。怎么办？全面改革订货定价体制和采用相应的激励机制！当然，这种涉及面很广的体制机制，不是容易改的，但我看是非改不可的。目前看来，我的建议已有初步回应，“按费用设计”已见端倪，如再加以节约归己的激励机制，则有望彻底改造军工队伍，于国于民，善莫大焉。我期盼这一天。本书得以成集出版，多亏了周日新总编和刘大响院士的促进，也感谢成飞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工于书法艺术的122厂第一任厂长、航空工业部原副部长马真同志为我题写书名。我衷心感谢作为我一生事业的基本支持者——我的夫人金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我的连累，群众的一把火也烧到了她，使她30多岁时即患上了高血压，长期带病至今。但她勤俭持家，默默无闻地辛劳着，使我无后顾之忧地干工作。如有一年我说走就走曾出差200多天；有一段时期，我们只有一间住房，而我每晚到半夜十一二点才回家，她早上照常上班，照顾孩子上学，都毫无怨言。我没有军功章，如果有，肯定应有她的一半。屠基达200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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