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山西大学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为宏观背景，在廓清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努力在“务为前人所不为”方面有所作为。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也遭遇诸多难题和困惑，如山西大学堂的创办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发生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山西教案”密切相关，如何看待山西大学堂中的“英国因素”、李提摩太和山西大学堂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研究山西大学堂难免要牵涉民族主义和政治性的话题，亦要牵涉学校的教育方针与决策权问题等，这些问题如何权衡？如何在教育史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做到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等等。由于作者对于上述难题的充分考虑和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从而使论文具有创新之处和理论的深度。近年来，关于近代大学教育或大学史的（很多是校史）著作并不少见，然而这部书稿的视野、角度和深度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其中，浸润着作者经年研究和领悟独得的认识，尤其难能可贵：比如，中国近代大学教育是在中国近代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中国近代大学直接采借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模式，又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荫泽，是二者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看成完全西化的东西。事实上，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在初创阶段，在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和日本大学教育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模式的同时，始终没有脱出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更没有放弃对大学教育中国化的探索，山西大学堂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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