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与协调：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1年）

　　1949-1951年正是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以全新的革命姿态对亚洲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期，作为在亚洲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英如何应对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是这一时期东西方冷战的焦点问题，也一直吸引着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兴趣。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美英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然而，到底美国执行着怎样的对华政策，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共识。至于美英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性质的分歧？美英如何协调其分歧、其基本范式如何？美英分歧与协调所体现的美英关系的性质如何界定？美英分歧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美英分歧和协调对当时的亚洲局势产生了什么影响？学界缺乏专门研究，既有结论存在重大分歧，往往因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或者受到研究视角和资料的限制而难免流于表面，或陷入片面。本书试图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钻研美、英、中多边档案，以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为研究视角，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不同于以往史学界对承认新中国问题的研究，本书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问题和中国对日和约签约权问题也纳入了对新中国承认问题的研究范畴。亦不同于美国或者英国对华政策及其比较研究的路径，本书以美英分歧和协调为分析视角和研究重心，旨在对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全方位的动态分析，凸显美英政策的互动。本书也不只是美英对华政策的个案研究，除了对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深入细致的史实梳理外，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东亚格局向冷战转型时期的美英对华政策及美英对华关系的特性，并力图从新的研究视角，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和对多边档案资料的发掘，对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进行系统辨析。本书的基本观点是：　一、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立场基本贯穿始终，也体现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的各个方面，尽管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有些区别。所谓美国政府准备同中国共产党和解，只是因为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中共的敌视态度及朝鲜战争的突发才阻止了这一趋势的看法难以令人信服。二、英国希望通过与新政权的和解来维持英国在华利益和影响的目标贯穿始终，事实上也为承认新中国、维护新中国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正当权益做了不少努力，基本坚持了承认新中国的原则立场。但英国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上各项政策的形成往往不是一步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政策取向及其转轨时常拖泥带水，起伏波动甚至反复，也难以保持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及内在的矛盾。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是英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体现，也与冷战背景下，制约英国对华政策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经常发生矛盾有关。三、与美英在欧洲问题上相对协调一致的英美特殊关系模式明显不同的是，不仅美英在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上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和重大冲突，而且其分歧的表现形式、分歧与协调的发展轨迹与结局也各不相同，很难一言以蔽之。在关乎英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对新中国外交承认和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这两个问题上，美英分歧发展到分道扬镳和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来加以解决的程度。在其他两个问题上，英国经过一番抗争后最终选择了妥协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英特殊关系存在极不和谐的一面。但不应忽视的是：第一，与美英分歧相伴而生的是它们之间频繁而密切的协商，不仅反映美英关系的重要和密切程度，也说明美英联盟具备及时化解矛盾和分歧的机制。第二，由于世界范围内利益交织，美英各有制约、影响对方的砝码，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基础。第三，美英关系因为实力悬殊，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但是一方面，英国在美英关系中并非被动和依附的角色；另一方面，英国又比较容易接受屈居美国之下的现实，当好主动的配角；加之美英在遏制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基本共识，并坚守不让美英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在欧洲问题上合作的底线，因而不存在因为对盟主地位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歧见及局部利益的冲突而导致联盟关系破裂的因素。因此，美英特殊关系在远东地区依然存在。美英盟友关系尽管摩擦不断但始终维系，并存在较为稳定的根基。四、导致美英对华政策分歧的深层原因体现在三大基本方面，多个层次：一是美英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冲突的远东及对华政策目标是导致美英分歧的根本原因；二是美英基于不同的外交传统与对现实问题的不同估计所形成的对华决策理念和思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英分歧；三是美英对华政策国内外制约因素的差异也影响了美英对新中国的决策取向。五、英国与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分歧与协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级解了中美对抗升级的紧张局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为新中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砝码。但是，也应该说明的是，由于英国在这些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拥有特殊身份，它对美国所做的一些原则性让步，客观上限制了英国作为东西方之间的调停人及冷战缓冲因素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并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留下了不少后患。

　　徐友珍：生于1964年9月，湖北京山人。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86年考取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9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4年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期间曾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理事、湖北省世界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世界现当代史、英国史教学工作。先前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后转向冷战史，侧重美英对华关系研究。已在《世界历史》、《武汉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史学集刊》等刊物发表学术沦文十余篇，编著《甘地传》（通俗读物），参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世界遗产》（大型辞书）等多种著述。代表性成果有《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和影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1950年美英向五届联大提交的台湾问题提案》、《论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论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各行其是的深层原因》、《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