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散论

　　“文章自得方为贵”，这是金人王若虚评论诗文的一句名言。“自得”就是为文能够写出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创新，方为可贵。我深知自己难于达到这种境界，但心向往之，仅借其意为题，以鼓励自己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有关教育史论的探索，属于问题研究，看似容易，可是真正能够抓住教学、科研中的难点、疑点，加以博采深思、条分缕析、明辨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其实，疑难问题正是思维的起点，明辨创新才是思维的结晶。我虽然平时重视教育探索，但动脑不够，头脑又笨，往往遇到疑难问题，却视而不见，或好读书但不求甚解，犹如过眼烟云。只是因会议要求，或约稿相逼，才算留下了些许笔墨。所集篇数虽少，可内容涉及多而杂。为醒目易查，分为四个小部分，名之日：思想撷英，陶研新论，著论谋方，文史争鸣。 “思想撷英”是指采摘所研究的教育家的思想精华，以求借鉴。中国教育历史源远流长。我虽著有《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等书，但对其中的几位教育家，情有独钟，愿作进一步的专门研究。现特将这几篇拙文，结集成为思想撷英。这其中，有的文章发表后，还有些社会反响。以《简论墨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为例，在《人民教育}1983年第2期上刚一发表，《中国日报》（英文）于1983年3月17日就全文译载（题目为：Schok N0’s rule in Shapi．s Chinese Edu．cation）；其后，《人民教育》又邀写了《开古代科技教育之先河——墨子的科技教育思想》，收入专书出版。

　　董宝良男，1928年12月生，辽宁铁岭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1954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教育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教科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曾任湖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老年协会会长。现任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学、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重点课题多项，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多部。其中，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全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7卷），并分别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学说》，并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并于1998年获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从湖北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并于l999年获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