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就听到过关于慈禧是山西长治人的说法，但未见相关资料，故无法判断其真伪。近几年来，陆续看到一些研究慈禧童年的文章载于报端，读后觉得此一说确有史料根据，只是看到的史料还较少，因而仍心存疑惑。近来，阅读了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编撰的《慈禧童年》、《慈禧童年续编》和《慈禧童年考》3本著作后，觉得此说十分可信。因此，今年10 月下旬去山西太原开会时，我便特意绕路到长治市参观了“慈禧童年研究展览”，观看了原潞安府署西花园内慈禧少年时代读过书的书房，对慈禧是山西长治人的说法有了基本的认同。在参观过程中，我对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的同志们深入细致的研究作风、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卓越成果，油然而生敬意。所以，当该会会长刘奇同志嘱我写点感想时，我便欣然遵命了。应该说，对于慈禧的身世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由来已久的历史之谜，要现在就做出为大家公认的定论还为时尚早，但长治市的同志们所做的研究确有很强的说服力。正因如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重视和认可，得到海内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并被《西风瘦马——恭亲王奕诉传》等作品（含戏剧）采用。中共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同志也说：“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根据他们搜集到的大量口碑、文物、文献资料得出的慈禧是山西长治人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可信的”。对此，我深表赞同。关于研究慈禧童年的意义，专家学者们发表过许多很好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原历史系主任王汝丰教授，1993年10月在 “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上致开幕词时曾说：“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研究慈禧，也不能不研究她的童年。可见，慈禧童年的研究很有必要，是有意义的事。”王汝丰和张革非二位教授合作的《慈禧童年考·序》进一步指出：“慈禧童年这一研究在特定意义上说，也有助于晚清社会和晚清政局的研究，是慈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家一级作家崔巍在《慈禧童年探秘》一文中说得更具体：“弄清慈禧的真实家世和童年，这就填补了历史上的一个空白……更重要的是，历史乃现实镜鉴。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为慈禧当政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段历史，各种关乎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纷至沓来。慈禧作为这段历史的一言九鼎的决策者，她的功过是非，不能说不和她个人的气质、禀性、品格有关。这些皆是从童年就开始逐渐形成，而其家世便是这种形成的客观环境。所以弄清慈禧的家世和童年就属探骊得珠之举，那意义当然不言自明。”他们讲得都非常好，对此我就不再赘言。我想说的一点是，为研究慈禧童年做出了贡献的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的同志们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地方文史研究的重要。作为全国文史研究的一部分，地方文史研究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全国性文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地方文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掘，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希望各地文史工作者再接再厉，也希望各有关部门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当然，慈研工作并非可以就此止步。希望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的同志们继续努力，使研究向纵深发展。正如本书所载张革非教授的《慈禧生于长治说并非空穴来风》一文提出的：从“慈禧童年的研究扩大到慈禧生平的研究，其意义就更大了。切望继续坚持探索。”我认为张教授的提议很好。希望长治市的研究者和有志于慈禧研究的人们，在这方面继续多下功夫，为中国历史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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