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演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森林滥伐不但破坏了人类现在尚不能摆脱的生态环境,而且削弱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使人类文明面临难以为继的危险。菲律宾的森林滥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对菲律宾森林滥伐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具体的分析,提出了“木材生产和贸易说”、“人口增长压力说”、“政策失误和政治腐败说”等解释,本书从环境史的宏观大视野来综合分析森林滥伐问题,提出导致森林滥伐的主要原因是菲律宾片面的发展战略的新观点。菲律宾森林滥伐的直接参与者是木材采伐公司和从事农业活动的山民,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他们就是导致森林滥伐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下从事经济活动的,菲律宾政府希望通过采伐和出口自然资源为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外汇,对农村的忽视必然导致许多贫困化的农民被迫迁移到山地林区。因此,片面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才是造成森林滥伐的根本原因。林业政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上也鼓励了森林滥伐。尽管它对森林采伐也有某些限制,但在执行过程中完全被扭曲,不但出现“政府失灵”,也产生了“市场失灵”。因为,菲律宾独特的历史文化使之形成了既是弱国家也是弱社会的“密友资本主义”。菲律宾的发展战略是战后国际环境变化与国内民族主义者要求用经济发展来巩固政治独立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个战略在引导菲律宾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资源枯竭和发展停滞的现实迫使菲律宾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国际林学和环境保护的时代潮流也从先前忽视当地人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林学向重视当地人参与的可持续林学转化。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菲律宾企图以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来弥补以前森林滥伐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实践证明,森林虽然从理论上讲是可再生资源,但在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它变成了不可再生资源。菲律宾必须实施把环境纳入其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菲律宾森林滥伐的教训对我国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的研究也昭示我们,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至少是不全面的,历史研究需要融入环境史的新思维,进而编撰出新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