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及改革开放的艰难起步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从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到邓小平复出,从拨乱反正到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从恢复高考到中国教育事业步入正确轨道,从农村改革的兴起到改革开放的起步,等等。作者对这些发生在三十年前的重大史实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华国锋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表示赞同,他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渡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1977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设在全国各地的考场就达上万个。一时间,洛阳纸贵,纸张成了严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恢复高考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拨乱反正第一声”。当时,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在全社会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篇“伤痕”小说。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解冻”期,“伤痕文学”登上了中国文坛。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不到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上访,来信足足装了六大麻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胡耀邦明确表示:对于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经过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提起中国农村改革,邓小平向一位外国客人这样介绍过: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赵紫阳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主持的安徽省。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其实,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要比肥西县山南区略晚一些。是什么原因导致小岗村的影响远比山南区大?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小岗村的农民实行了“大包干”,而且在分田到户的时候签了一份契约。如果没有万里的支持,包产到户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万里在安徽敢走“独木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于光远回忆说,华国锋的讲话有它的可取之处。给人的印象是,“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的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可是,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因此,这个讲话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并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正是这个讲话,后来被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由于它在当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反复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