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的时代。在这种战争的背后,有一种更隐秘的“战争”,即诸子之间的激烈论争。从战国儒家的角度来看,论争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其它学说的批驳。而苟子对诸子的批评更加广泛。由于其批评更具体且富于理性,因而更像是论辩(尤其对墨家)。在论辩中,他建立了一个低于儒家立场的价值平台,试图从这个非独断性的平台出发,通过一种更为对等的“讨论”,最终达成在观念上维护日渐衰落的传统生活方式(礼)的目的。苟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再信任理想化的说教方式,不相信人们会出于对“善”的渴望而自愿服从“好”的生活原则。正是这种对现实人性颇具悲观色彩的理解,使得苟子认为:较之直接灌输“真理”,劝导或诱导是更为有效的方式。正是因此,不可能将《苟子》一书理解为纯粹意义上的思想著作。这部作品具有劝说的性质,其著者特殊的写作目的,也使得它不大可能是一部思想独自,而明显是一种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