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应该说是罗家伦最有心得、最有建树的领域,也被认为是他“飞黄腾达”的“不拔之基”。但是,无论是罗家伦年仅三旬即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时期,还是他执掌中央大学近十年的光阴,“赫赫声名”的背后却是难抵毁誉参半的忧伤和壮志未酬的遗憾。抗日战争期间,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罗家伦的的确确是发挥他“学者化”的“政治人”与“政治化”的“文化人”的优势和特长,在中央大学校长的任上,他著书立说,撰写了《新民族观》、《新人生观》等著作,从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构建其“新民族”的理论体系,以“文明史”替代“政治史”,强调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通过从体格、品格等多方面塑造“强者”的形象以影响青年,试图培养一代具“新人生观”的“新青年”,以应对民族生存的危机。无奈,这些努力虽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他的去职,也都一一销声匿迹。出使西北,在饱览河山壮美之余,目睹“建设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分裂的危机”,罗家伦也曾经忧心忡忡,言辞恳切地上书中央政府和蒋介石,发出”经营趁早”的呼吁。然而,所谓“开发西部”对于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言,无非是一个暂时安定边疆的权宜之策,不可能有长远的规划和实质性的措施。罗家伦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也不过如泥牛人海,毫无声息。任命历史学出身的罗家伦出任印度大使可以说是“得人之举”。罗家伦对中印关系问题也一直比较关注,并曾经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加以讨论。在大使任上,他竭尽全力,为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形象”而四处奔走,但却无法挽回“蒋家王朝”“大厦将倾”的政治宿命。降旗撤馆,黯然返台,他的所谓“外交”实践,一言以蔽之可以用“以受命危难开始,以彻底失败结束”来形容。罗家伦的政治生涯,一次次的起落,无一不是“高调开场”,尴尬收局。到了晚年,罗家伦终于回到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老本行——历史学的天地,可惜,他所从事的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被“偏安一隅”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再一次“御用”的“史政管理”,被台湾学者吴相湘语带嘲讽地讥为“修史不成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