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被各种媒介包围着,特别是以电视和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更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电子媒介的普及,宣告了以单一的印刷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宣告着我们身处一个“读图时代”和“影像时代”,而且身处一个全方位传播、多媒体介质、流动迅速、信息增殖迅猛的时代。如今的社会状况,已经与上世纪初的媒介环境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媒介素养概念,却对今日身处复杂多元的媒介环境中的现代人,具有很多现实的意义。英国学者富兰克·雷蒙德·李维斯和丹尼斯·托马森于1933年发表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这个概念,目的是在面对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的时候,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呼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时隔八十多年,如何认识与看待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学界已经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判断。媒介素养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进步的过程——由最初的精英主义立场所提出的单纯的抵抗防疫阶段,到六十年代以后开始的文化多元化认识与实践;从重视独立批判能力的培养,到认识到媒介素养更应该是一种赋予民众传播能力与权力的阶段,提倡加强全民对媒介的使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人们对媒介素养的认识走上了一条日趋完善、更加全面的道路。媒介素养概念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被国内的学界接受的,这样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传播学理论一直延续美国传统,热衷于研究传播的效果等具有实用功能的环节,对欧洲的批判学派的研究一直未能形成气候,这一状况在九十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的国情中,媒介一直属于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舶来品的媒介素养及其批判性的概念实质,似乎多有适应不良的“先天疾病”。由于这样的双重背景,媒介素养长期未能在传播学研究的主流领域获得应有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