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国对外贸易的具体领域。马述忠、陈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浙江省的调查问卷结果，剖析了参与贸易救济的四大主体一政府、社会服务机构、涉农企业和商会／协会的作用，并从救济体系的构成维度和整体维度评析了其运作绩效，梳理了制约其有效运作的主要原因。而严建苗和何瑛瑛关注的是浙江民营企业出口贸易主体地位的演进过程和成长特性，探寻其变迁过程背后的制度动因及机理，其实证分析测度了民营企业出口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效应，并纵向分析了和横向比较了不同性质企业的贸易绩效。台海问题既是热点，又是很敏感的难点问题，黄建忠、蔡宏波基于Jbuilder 2006开发环境的随机试验模型，将大陆的政策冲击、台当局台海经贸政策取向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其分析结论认为．大陆单方面改变现行的台贸易开放状态将对台湾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为大陆台海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外直接投资（FDI）既包括流入，也有流出，两者对一国经济运行及对外贸易的影响不尽相同。李晓钟和张小蒂的实证分析发现，FDI流入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原因在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利用外资的模式不同，也由于区域问企业的技术本身的原创程度、研制难度等各不相同。顾国达、李丹玉通过“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的两国模型分析，认为我国之所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能够保持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因为我国与国际收支整体平衡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经常项目平衡相对应的增长率。而杨柳勇和邹妍萍的研究认为，FDI流入对经常项目的余额具有负效应，但对资本与金融项目的余额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由于我国FDI流入占资本与金融项目比重较大，从而构成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大量顺差。强永昌、胡迪锋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的，且与进口无显著的相关性，从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肖文、陈益君将有限企业家精神的观点纳入到一个更加灵活的民营企业理论框架中，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民营企业独特的国际化模式和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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