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如水，明如镜，知民心，通民情，既公正，又廉明，人们呼他为“包青天”。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卒于1062年。享年64岁，乃北宋庐州合肥人民。28岁考取进士，步入仕途。在宋仁宗当朝的30多年中，历任知县、州官、府尹，出使过契丹。还曾在工、刑、兵、礼各部任职，也曾在财政、监察部门任要职，直到仁宗嘉佑六年官至枢密副使，成为中央政府的宰辅，一直在这个官位上辞世。纵观包拯一生，他在仕途上对朝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惩治贪赃枉法和损公肥私。从政治改革的角度，他认为“择官人”十分重要。他曾对仁宗荐言说：“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希望仁宗对官吏进行仔细、严格的考察，知人善任。他还将盛唐名臣魏征的谏疏抄呈仁宗，希冀仁宗能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好谏”。包拯对贪官深恶痛绝。他曾怒不可息地说：“贪者，民之贼也”。对贪官污吏，“不从轻贷，依法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一方面惩治贪官，另一方面谏言皇上要慎重取士、委以重任，讲究效率，并推行朝廷“七十致仕”的退休制度。”在经济改革方面，他在任三司户部判官等要职时，采取了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戎兴作等一系列措施，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千方百计保全他们的经济利益。他还主张“改牧地令佃耕”，使耕者有其田，又主张“改权盐为通商”，放宽“官盐”控制，废“官搬官运，令商人人钱领钞，实行“通商法”。此外，作为历史名臣的包拯，在军事、处理民族矛盾、阶段矛盾以及法制改革诸方面，均有卓越的建树。特别是法制方面，他真可谓是“铁面无私”。我们中国在“人治”与“法治”两种治理国家的争斗中，往往是“人治”多于“法治”。“人治”观点者，一味强调“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执“法治”观点者，则强调“法为准绳”，“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包拯是“法治”的捍卫者、执行者。他特别强调“治国之要，莫大于法”，他把“立法执法”，看作整顿吏治、治理国家”之要务。法令不可轻改，法立止绝“内降”（即不走内线，不开后门，不讲人情，不批条子，不以上压下等等）。从存世的大量史籍及包拯文集中，随处可见的许多与今世相通的法制原则、观念，审案制案作法，读后无不令人震惊，包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包拯泣天地、惊鬼神的作为，令世代敬仰。包拯的伟大，在于他实践了我国封建时代政府官员的高尚追求，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他那种忠君爱国，直言切谏，民为邦本，为民请命以及不畏权贵，刚直不阿，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廉政勤政的个人品德，直到今天也值得人们追慕，堪称现代公务员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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