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历史图象，是极难把握的。首先，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就始终处在发展这一动态上。这一动态的难以把握，在予它的多样性。在众多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中，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依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而彼此有别的众多发展频道：有的快速发展，很早就达到过某一时代的巅峰，而后迅速滑落向无边暗夜；有的曾经存在，踪迹鲜明，却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面“蒸发”；有的屡屡历经挫折、迂回甚至倒退，却百折不回，千年一脉，不断再造辉煌；有的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浮；还有的后来居上，等等。这种动态的多样性，造成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性现象，也给文化交流制作了基本背景。其次，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都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是一种立体网络式的结构。正因为如此，诸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是立体网络式的。如果对它们仅仅作平面式的认知与理解，人们笔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苍白的，远远不能表现其错综复杂的无比璀璨。按照常规，我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的（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大的范畴，同时要知道它还有众多的、层出不穷的专门范畴。当文明之问发生碰撞，文化之间发生接触，这不同的三大范畴与众多专门范畴的内涵之间，必然发生的交流，显然也呈立体网络状。如果再向纵深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时候，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换的物质（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着丰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问碰撞，其交流的内涵中，亦包含着对物质（器物）文化赖以产生的不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与理解。第三，它是双向与多向的，而非单向的。在讨论文化交流时，人们一般都注意到它的双向互动。这一认知，比较起那种单向认知的片面性、偏执性、主观性来，自然是大进了一步。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时期，不同文明与文化相遇的时候，其中某一种处在发展较高阶段的文明与文化，可能对另一文化墨高屋建瓴式的倾斜式“文化出超”。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上述这种双向运动时，就会发现，除了上古时期人类社会处在低级的原始的发展状态因而可能发生比较纯粹的双向运动以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典时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双向互动中，早已包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巨更多种文化内涵，因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其实也是一种多向性互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化交流的立体网络模式。第四，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时，其璀璨辉煌的物质文化出超现象常常令人眼花缭乱。当人们集中注视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现象时，其实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事物往往被掩盖了。发掘并探究这些容易被掩盖的比较陌生的领域，尤具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制度、精神层面，中华民族似乎并非出超大户，相反，却有“文化入超”大户之嫌。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兰教文明流人中华，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国境内一度“寺满百城”，而中国的儒家学说流播的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来新加坡与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又如，即使在物质文化层面，比较起丝绸、瓷器与四大发明这些高级复杂劳动的产品来，在那些比较简单劳动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华民族恐怕也处于“文化入超”之列吧。内容如此丰富多彩，难以把握的文化交流史，自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这是一场接力赛，垒人类各族人民共同承担的接力赛。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国学人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除了自己要挺身承担，更要不断与国外同行切磋、合作。文化交流史的学研、撰写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这场任重道远的接力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一良师主编、各位师辈学长共同合作的那部专书，就是我们接力赛的前面一棒；我们接过这一棒，努力疾跑，尽自己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这一棒的得失，自本书问世之日起，就已经要请下一棒去评说了。我深信不疑的是，这一永远的接力赛，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那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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