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和事件，引发了人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从一些新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探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兴趣。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步伐，世界正朝着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国际文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在这些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中，除了以民间的形式展开外，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家政府指导下开展的文化外交，这种新型外交逐渐成为当代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走向国际交流舞台的中心，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对象，国家文化利益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和目标，从而使国家的外交活动领域得以大大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而深入到文化领域中。本书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缘由、意义，并回顾国内外有关文化外交研究的文献和学术成果，提出了本文的结构安排及研究方法与路径。本书正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文化、外交与文化外交”，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视野中文化与文明的范畴，并通过对有关“外交”定义和内涵的探讨，导出了文化外交的概念界定。什么是文化以及在哪个层次上运用这一概念，是涉足这一研究领域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广义的文化包括了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及心理精神层面四个方面的内容。狭义的文化则专指人类精神活动过程及其相关的精神成果。本书主要偏重于从中义上理解，即把文化视为一种包含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精神产物，并进而分析文化外交的概念与范畴，即“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的一切和平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第二章为“全球化与民族性：价值观取向”，力图通过国际文化关系研究中四种价值取向的辨析，探索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外交研究者应持的文化价值观取向。在是否承认各种文化的差异性问题上，笔者持选择性认同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在关于“文明冲突论”与“文明融合论”的论争中，笔者倾向于认同“文明冲突伴随于文明合作为主的世界潮流”之观念。第三至五章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外交所展现的三种不同形态：文化是外交的背景、文化是外交的手段、文化是外交的目标。第三章是“文化：外交的背景——文化与外交的原始理解”，主要从民族传统文化、政治文化、文化的民族性、意识形态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作为外交背景的“文化”对外交决策、战略、风格、政策模式的深刻影响。这个阶段，人们只是刚刚开始认识到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但也仅仅是把文化视为外交的背景，文化本身是不参与外交活动的，因此也就没有独立的文化外交可言。第四章是“文化：外交的手段——文化与外交的传统理解”。随着新国力观的演变和“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成熟，文化作为国家外交的“第四手段”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文化外交”定义为“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这是从传统的“外交”概念自然引申出的关于“文化外交”的定义。在这种文化外交中，文化只是可替代性（可为经济、科技或军事等因素所取代）的工具，因此说只具有策略或技术上的意义，还谈不上文化外交战略。第五章是“文化：外交的目标——文化与外交的现代理解”，这是文化外交的最高境界。如果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利益，就会发现文化利益也是国家整体利益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文化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应该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与文化安全的角度，重新定义全球化时代“文化外交”的概念。只有把文化看待为至上的国家利益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化成为了一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之一，那么文化才不仅参与了外交活动，而且文化成为了外交诉求的目标——不只是文化为外交政策服务，相反，在一定意义上外交要为文化服务，文化也成了其他外交手段（如政治手段、经济手段、科技手段等）的服务对象。这时，可以说，外交与文化是互为目的与手段。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外交。本书第六章、第七章探讨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利益与中国外交的关系问题，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进行了若干思考。作为中国学者研究文化外交问题，不能不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的关系。第六章着重分析了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下，中国国家的文化利益之所在，主要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主流价值体系、文化产业利益和文化发展活力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而在全球化凸现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背景下，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为了维护中国的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第七章尝试着提出了新形势下与之对应的文化外交战略：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以创新为动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实施“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进行对外传播机制改革，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整合现有的文化外交力量和资源，构筑科学的文化外交决策、执行体系。第八章是中国文化外交的实践篇，即“中国文化外交的个案分析”。笔者选取了当前中国文化外交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热点案例，即“中法文化年”的开展、孔子学院的兴建、“‘中国制造’的危机公关”，对它们进行了剖析和探讨，力图从中总结出对改进文化外交工作有所裨益的建议。文化外交问题，在外交学领域是一个既十分重要又难度较大的课题，在国内学术研究中还处于起步阶段。本书只是在文化外交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唯愿能对文化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文化外交事业的开拓创新作出一些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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