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后汉传入中土后，经几百年的介绍吸收，到南北朝后期，达到对印度佛学全部消化，进入“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和兴盛期。这一时期，前后出过两位集大成的大师：第一位是陈隋之间的智叛大师，他以三谛三观、三种止观等总摄和整合从佛教初入东土迄于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汉语佛法，建立起精深博大的天台宗学，赢得“小释迦”之称，在佛教思想史上盎立起一块高大的里程碑。第二位应该说是五代末人称“永明古佛”的延寿禅师，他立足法眼宗，总摄和整合中国佛教最辉煌期——隋唐五代的全部佛学，其思想开此后乃至直到今日中国佛教的基本路径，其多闻、见地、文才，千余年以来无人企及，深通禅宗的清雍正皇帝在其《御选语录》序中高推他为“六祖以后古今第一大善知识”、“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震旦第一导师”，称赞其编集的《宗镜录》一书为“震旦宗师著述中第一妙典”，实非过誉。延寿生当禅宗五家于极盛中产毕诸多弊端的时代，他做的工作，主要是顺应佛教内诸宗融合、社会上三教融合的大势，通过整合中国禅宗与印度经论及诸教宗，针治禅宗因强调“教外别传”而造成的种种弊病，为中国佛教开辟出一条不离释迦牟尼教法、又能应时契机承传不绝的道路。延寿继承发扬了法眼宗融合宗、教，尤其是融会禅宗与华严宗的宗风，承担起整合此前全部中国佛学的历史使命。延寿的核心思想，是“一心”－—ˉ即大乘如来藏系作为万有体性的心性、真如心、法性心，亦即禅宗所谓本心、真心、自性、佛心、心源、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等。延寿以此心一贯全体佛法，《宗镜录》所谓“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即以禅宗所欲了悟的一心为全部佛法宗要，以此如明镜般的心观照万法，整合全部佛法，浓缩印度大乘经论、中国诸宗之学的精华。延寿以此一心圆融禅宗与教下，强调学佛参禅，须学习教典，依经教行持，籍教悟宗，依教印心，即便参禅开悟得禅师印证，也应以佛语印可，“若不与了义一乘圆教相应，设证圣果，亦非究竟！”研习教典，应一一须消归自已，直探言下之旨，明自本心。认为诸经教及诸宗，言说虽不无歧异，义理亦非无深浅偏圆顿渐之别，而源出与旨归，皆无非一心。延寿又以一心之理、事圆融为理论基础，圆融理与事，针对禅宗囟强调一了百了而产生的忽视修持及消极遁世等弊端，强调戒乘并急、万善齐修，即便了悟，亦须持戒修行，尤其要在社会活动中修行菩萨六度四摄，挟危拯急、济用各时、布施贫病、抚恤孤恂、安乐有情，行修路造船等慈善事业，尽忠立孝，济国治家，敬养父母，引导佛教徒恪尽社会责任，对于纠正“行在小乘”的弊端，将中国佛教导向大乘菩萨行的轨道，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甚符合近现代“人间佛教”的精神。 延寿还以一心圆融禅宗与净土宗，倡导禅净双修，依他力往生，对解决大多数佛教徒的终极关怀，起了巨大作用。延寿本人，被公认为参禅透过三关，而每日勤修百八佛事，念佛号十万遍，被尊为莲宗六祖，树立了悟后力修、禅净双修、以净土为归宿的典型，被后世引为榜样。对延寿，历来也有一些异议，或说其《宗镜录》出而禅宗晦，或说英噎氓说等有误，或对其融通宗教及禅净双修说有意见，这些异议，乃佛门中长袁争议不清的问题，延寿之说，起码乃一家之言，很难说他完全不对。即便在这些问题上延寿的见地不圆满，也瑕不掩瑜，他学说中的绝大多数，被历代大德印可为正见。延寿的著作，不仅有理论深度，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颇有直到今天还很实用的指导修持的价值，为研修禅宗、唯识、净土的人所应精读。笔者在学习禅宗文献时，多年不得其门而入，后来读《宗镜录》，乃觉豁然，曾请教于巨赞、明真等法师，答言“如是如是”。延寿虽然名重一时，但他留下的大量文字般若，一直无人集结，散见于大藏经内外，对之作研究注疏者亦不多。尤其他主编的百卷巨著《宗镜录》，可谓自唐末以来中国佛教著述中分量最重、内容最富、水平最高者，被雍正皇帝誉为大藏经的浓缩本，但问世后，实际被束之高阁，研读者不多，直到近代才渐受重视，有以之为题做博士论文者，然尚未有人注疏。刘泽亮教授年轻有为，多年研究禅宗，功力扎实，成果斐然。他新点校整理的《永明延寿禅师全书》，收录了现存署名为延寿的一切作品，凡二十数种，皆择取善本为底本，底本以外列为参校本，一一校点对勘，加以导读、注释，附有延寿佚失著述存目、延寿研究论著引得二种资料，甚便于研究、阅读，对学术界及佛教界，都是一大功德。校点注疏，本是做中国古代各门学术的基本功，前辈学者多强调做学问先从此入，这种工作貌似容易，实则最难，须做大量搜集、校勘、考据、查对、检索、引证、比较等烦琐枯燥的工作，不容忽略一字一句，若没有一种淡薄声色名利干扰，如进入禅定般安静、仔细、专注之心，很难做下去，特别是做《宗镜录》这样牵涉面极广、难度甚大的巨著之校勘注疏，没有广博深厚的佛学基础和十分扎实的古文功底，是做不了的。刘教授在不长的时间内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可见其用功之勤。在此学术风气日趋浮华的时代，其精神尤为宝贵，令人钦佩，故乐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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