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在长期的传刻流布中，并不是单纯以白文本的形式式传播的，它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等，形成一种《近思录》系列的辐射传播，这可以说是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一种特殊的“《近思录》现象”，充分显示了《近思录》在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巨大影响作用。作者看到了《近思录》刊刻传播的这一特点，他的视野没有局限在《近思录》白文本的传播上，而对宋明以来《近思录》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等都作了全面的考定，完整展现了宋明以来《近思录》系列的刊刻、传播、接受的全历程。宋以来《近思录》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而且传播到国外，特别在东亚文化圈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近思录》系列著作。这又是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一种特殊的“《近思录》现象”。如《近思录》在明初传入朝鲜，在朝鲜不仅出现了很多《近思录》的朝鲜刻本，而且出现了很多朝鲜人的《近思录》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心得本，如郑晔《近思录释疑》、宋秉璿《近思续录》、姜必孝《近思后录》、李珥《近思录口诀》、金长生《近思录释疑》、李潩《近思录疾书》、朴履坤《近思录释义》、李汉膺《续近思录》等等。这表明《近思录》的刊刻传播是朝鲜人认识接受程朱理学的一条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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