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研究

　　知识产权犯罪作为一种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犯罪形式，在近年来呈现出日渐猖獗的趋势。在对知识产权犯罪进行防控的过程中，除了充分发挥传统的惩治手段和途径以外，加强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也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然而，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本书首先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的历史渊源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概括整理；然后对我国传统知识产权犯罪被害机理研究解释方法进行了反思，揭示了它的理论基础并对在我国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研究中引入和强化科学实证方法及其具体展开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和探讨；本书接下来全面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的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犯罪被害入保护和救济根本制度进行了理论反思与重构，对建立新制度提出了设想，并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法律制度革新中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揭示与澄清；本书随后对我国和西方知识产权保护和救济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结语部分，本书提出了充分重视我国传统文化对法律制度革新的影响，努力实现新制度、新方法与传统文化的和谐共存，以推动我国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的全面健康发展为原则和目标。本书除去引言外，共分为10个部分，各部分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国外主要国家和国内的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的主要历史沿革进行了宏观考察，简要揭示了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制度在国内外发生、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对当前国际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简要概括。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领域的主要学术研究状况进行了宏观概括。该部分首先对国外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与救济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成果进行了总结分析，然后对国内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与救济研究现状作了概括剖析，最后对国内外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与救济的研究现状作了简要评析。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对我国传统知识产权犯罪被害机理研究方法的反思。该部分首先对我国传统犯罪被害机理研究解释方法进行了反思，揭示了其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及理论局限性；然后对在继续充分发挥逻辑思辨研究方法作用的基础上正式引入和强化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及其展开研究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和探讨。第四部分，集中对我国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的具体制度与路径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具体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司法保护和救济、行政保护和救济、其他保护和救济等措施进行了分析与梳理。第五部分，主要对我国现有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司法保护和救济路径完善方面进行了研究，分别从实体法、诉讼程序法和国际法的国内转化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制度进行了探讨。第六部分，主要内容是对我国传统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根本制度的反思、批判与重构。该部分首先对传统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根本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理论依据进行了探讨，然后对完善传统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根本制度进行了尝试性设计。第七部分，对建立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新制度进行了探讨，主要围绕建立知识产权犯罪非监禁刑执行委员会、交纳知识产权犯罪再犯保证金或者投保信用保证保险和设立我国国家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补偿、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具体路径设计展开论述。第八部分，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法律制度革新中的错误理念展开了研讨，针对反对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和反对法律霸权主义在法律革新中的扩张等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第九部分，主要内容是对我国和西方知识产权保护和救济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探讨，揭示了西方国家传统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救济的理念基础以及我国在传统上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同西方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的深层原因。第十部分，结语。在结语中，分析了儒家文化传统对法律革新的制约和要求，提出了充分重视我国传统文化对法律制度革新的影响，努力实现新制度、新方法与传统保护体系和谐共存的法律革新指导原则和理想目标。本书的逻辑结构如下：先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第1章），以期对国内外知识产权相关保护制度有个概括性的把握，然后对国内外相关方面的主要学术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进行概括（第2章），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传统知识产权犯罪被害机理研究解释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进行了阐释（第3章）。接下来，在第4章至第7章中展开对制度层面问题的研讨。具体而言，首先考察了我国保护和救济方面的具体制度（第4章），然后对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展开了研究（第5章），随后对包括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在内的被害人保护和救济根本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完善设计（第6章），最后对若干新制度进行了设计和论证（第7章）。同时，对法律革新中存在的错误理念进行了分析和澄清（第8章）。第9章针对我国在科学研究、制度建设和保护效果等方面同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的现实，从价值理念层面作了深入的探索和揭示。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充分重视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律制度革新的制约和影响，努力实现新制度新方法与传统文化和谐共存的法律革新原则和目标。

　　赵星，并州人氏。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被害人学研究，先后在《法学评论》、《刑事法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参加了多项研究项目，多次获得学术奖励，另有《传媒与犯罪》等著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