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就成为世人关注的议题，而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各种因素，包括政治思潮也由此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学术界对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理念和行为的研究已多有涉及，相形之下，对保守主义特别是新保守主义外交影响的研究却显得落后许多，这或许是因为新保守主义的年轻和独特而使自身既不易引人注意又难以为人理解所致。但尽管如此，新保守主义却具有不容忽视的活动能量。在其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中，它已经两度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立论的重点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外交影响。在结构安排上，本书从新保守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以它和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关系为切人点，对新保守主义的兴衰流变、基本思想和主张及其对美国外交，特别是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理论运用上，本书以民主和平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为分析框架，突出了新保守主义道义和实力两手并重的外交理念。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映衬出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底蕴和政治哲学内涵。新保守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一支新生力量。从外延上看，它是以新保守派为代表的一种政治思潮，是新保守派对60—70年代美国政治发展趋势的思想反映。从内涵上看，它最初从自由主义起家，却以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学说为哲学基础。在其理论形态的建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新保守主义在思想渊源上的双重性使它总体上比传统保守主义显得“左”，而与自由主义相比却又显得“右”。具体表现是，它在国内事务中坚持倾向保守的观点，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同时主张实行有限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外交政策上，新保守主义信奉民主和平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教条。它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在国际事务中注重意识形态因素，推崇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主张积极推广美国式自由、民主和人权，强调充分运用美国的实力优势处理对外关系和对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要求实现和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9·11”事件发生后，新保守主义挟天时、地利、人和之势，提出了对恐怖主义组织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方针，以及对“无赖”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理念。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新保守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跌宕起伏，一波三折。60一70年代，新保守主义从自由主义倒戈，转向保守阵营，并在当时的政策辩论中崭露头角。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一批新保守派人士加入了里根政府，得以把他们的外交理念变成政策实践，从而使新保守主义名震当时。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一度陷入低潮。但是，世纪之交，乔治·W·布什政府的上台为新保守主义提供了东山再起、重整旗鼓的机会，“9·11”事件的发生更是使它的政策主张大行其道。布什政府与新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共通性，这使得新保守主义主导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和政策选择成为可能。“9·11”后，这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事实上，正是在体制内外的新保守派的共同影响下，布什政府在21世纪初掀起了一场外交“革命”——美国的安全战略由奉行长达50年之久的威慑与遏制转变成先发制人。新保守主义影响布什外交的典型表现是，美国不仅对伊拉克发动了先发制人和促使伊政权更迭的战争，而且以伊拉克为起点推行改造中东的民主试验。同时，布什政府一度在对华政策上倒退，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和不稳定。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对布什外交的影响达到顶点的标志，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煽惑及其在布什外交决策程序上的推动对美国一意孤行地走向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新保守主义一时的风光却不能掩盖它同时面临诸多挑战的事实。从社会力量、经济资源、外交压力和国际格局来看，新保守主义要想真正打赢“观念之战”仍然是“任重道远”。就当前而言，伊拉克战争对新保守主义既是一把双刃剑，也是一块试金石。伊拉克重建的成败得失将直接决定新保守主义的影响限度和发展前景。伊拉克民主建制若遭到失败，新保守主义将难免信誉扫地。因此，集中和辩证地看，伊拉克战争既是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达到顶点的标志，也很可能是它盛极而衰、从波峰跌向谷底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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