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部分类的集部总集类裹，包含了性质很不一样的两类，这是不言而喻的。一类指的是全集，也就是把范围内的作品全部网罗收录进来；还有一类是选本，即把重点放在作者作品的挑选上。关于后者，往往也产生了作品因此得以传播后世的意义。而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的话，挑选什么样的作者、作品就成了首要的问题。因为这里能昭示编者的见识和文学观，所以比起阐述理论和批评的文章来，选本往往成为更重要的资料。特别是在中国，“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样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文学应该表现什么，比起抽象的议论（空言），实际的作品（行事）是更为有力的方法，故选本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宋词来说的话，作为全集，如果想把现存宋词全部收录就要编纂《全宋词》。作为先行者的是康熙御定《历代诗余》、朱彝尊和汪森编的《词综》等，尽管说是选集，但能强烈感觉到想把元明间散佚的宋词收集起来的意图，旨趣上与全集相近。与此相对，把重点放在挑选上的选本的编定，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曾恺的《乐府雅词》、黄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的《阳春白雪》、周密的《绝妙好词》等选本，从书名可知，其意图是要挑选优秀的作品。到了清朝，出现了揭示特定词学思想的词派。因此，作为词论的具体表现，开始自觉地编辑选本。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等是其中的代表性选本，正如后面所述，具有非常个性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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