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图书的收集、保藏历来有传统，一方面是国家专门的藏书机构代代相传，不断扩大规模；另一方面是民间好书者层出不穷，从搜聚、校阅、编目、保管等各个环节，逐渐积累经验在唐、宋人的著述当中，有关公私藏书事实的记载，虽然零散，但为数不少；明人对藏书经验的总结，则更为集中、更为系统。如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专门有“论藏书”一则，精辟地分析了宋、元刻本各自的特点，还对书估作伪的种种手段，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尤其是胡应麟《经籍会通》（《少室山房笔丛》卷一至四），从有关古代图籍的源流、类例、遗轶、见闻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他对古籍聚散存亡、古代目录书分类的演变发展、古逸书的钩沉辨伪、书册制度的演变以及明代各地刻书优劣比较等的认识，已经开始将有关古籍版本学的一些理论加以系统化。该书征引广博，不乏真知灼见，对于古籍目录及版本之学的研讨，至今仍具启发和借鉴作用。比如他提出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的看法，由于现在有了一些中国最早期的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咒》、《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等的发现作佐证，所以有学者认为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潘吉星《论一九六六年韩国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的刊行年代和地点》。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