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入手，以文化的共性和相导性、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协调，国际法优先原则、宪法修改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等为视角，厘清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选择何种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刑事诉讼模式，受政治权力结构、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时代思潮、刑事政策等在内的多重因素制约。本书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入手，以文化的共性和相异性、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协调、国际法优先原则、宪法修改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等为视角，厘清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选择何种模式。本书秉持的观点有：第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缺陷不仅表现为价值单一化，而且还表现为缺失形式理性化，即法律本身缺乏体系性和权威性。因此，刑事诉讼模式实质意义上的转型要求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否则，这种改革很有可能失败。第二，改革应当遵循有限理性的思路和渐进的方式，妥善处理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主张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应当考虑本土的情况，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诉求。第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是“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混合，而改革应当摒弃强职权因素，建立以职权主义为基调，适当吸收当事人主义内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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