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本书是吴晗1948年写定的版本,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