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对留日时代“初期鲁迅”的阐释和对《狂人日记》的解读,作为。“伊藤鲁迅”的本体论,具有着一个出色的学术模型所具有的优点。其对“竹内鲁迅”框架的继承与突破,其把鲁迅放在明治三十年代背景下的问题提起,其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微宏兼备的阐释,对《狂人日记》的处理,均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道人之所未道,体现着学术的继承性、独创性、开放性和可能性——在作者看来,“鲁迅研究”非但不是一个过去的课题,而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的课题。作者所用“终末论”,非预告世界末日的流行语,而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终末论意义的个的自觉”。“所谓终末,并不是预想当中这个世界走向最后的事件,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根柢上就是终末的。”“终末论”实际是要“确保乃至诙复历史,以作为主体的‘个’去爱和决断的场所”,因此“终末论是希望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