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自宋代起，由於經濟迅速發展，帶動文化、教育事業全面進步。而官學、私學的發達，閩學的創立與傳播，科舉的興盛，以及雕版印刷資源的豐富和水上交通運輸的便利，都促成福建刻書業的快速崛起。福建建陽隨即與浙江杭州、四川眉山並列為全國三大刻書中心。這種興旺景象在元代得到持續發展，並一直延續到明末。宋元時期的福建刻書以其刻書數量多，行銷範圍廣，影響整個中國乃至周邊國家。宋祝穆云〔（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气葉夢得言〔福建本幾遍天下〕朱熹也稱〔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气宋元之際熊禾亦謂〔書籍高麗日本通〕。從這些文字中不難想見當時的盛況。宋元福建刻書不僅在當時影響巨大，其中的精華部分如：泉州州學刻《禹貢論》，蔡夢弼刻《史記集解索隱》、《杜工部草堂詩箋》，魏仲舉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黃善夫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祝穆刻《方輿勝覽》等，千百年來一直嘉惠士林。由於宋元閩刻古書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為後人校勘、整理古代文獻提供了刊刻時代早、較接近原貌的底本或校本。清初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對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一詩頷聯作〔山中一半雨，樹杪萬重泉〕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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