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夫书简》第一个轰动效应，是使沉没在普通百姓中将近半个世纪（1940——1982）并已另适他人有了子女的王映霞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有关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书——有她应约写的，有她接受采访而出于记者甚至好事之徒笔底的文章源源不断，不久还出版了多种“专著”，“郁王之恋”成了时尚，到了1990年达到顶点。这一年王映霞以郁达夫夫人的名分应邀去了台湾，住在前《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的府上，此举再次轰动华文世界，台湾文史界重镇《传记文学》主人刘绍唐为王映霞组织座谈会，各路人马为她写文章，她的自传通过繁体字走出亚洲走向全球，受到陈立夫的款待……因此有点目眩的王映霞重提“郁王之恋”，惹出了对于《毁家诗纪》的类似自己为自己平反和对郁达夫的责难。无形之中她把自己送上了文坛的商业炒作平台——此时的王映霞成了过河的卒子，再欲回归民间隐居生活已不可能了。终于发生了王映霞所不愿碰上的尴尬局面——1998年8月15、18、22日三天，泰国《亚洲日报》（华文）发表了已故的湖畔诗人汪静之遗稿《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由汪静之的女儿汪晴整理）。汪静之遗文中的“爆料”实在令人大吃一惊：一，汪静之以王映霞“假丈夫”名义陪同王映霞去医院“打胎”，胎儿被模棱两可地说成是许绍棣的，也可能是戴笠的；二，王映霞与戴笠有奸情。一个许绍棣就够郁达夫气绝，家庭从此有了裂缝，令世人为之扼腕。如今又弄出来了个戴笠与王映霞有关系！如前面所说的，汪静之的这篇遗文初刊于1998年，此时郁达夫已殉难53年，而王映霞还在人间享受突如其来的“郁达夫夫人”的荣耀。汪静之爆料面世，不知她和她身边的子女，还有郁达夫的子女和亲属是如何应对这顶级爆料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