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极端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在历史上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著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都是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英敛之是满族人，天主教徒，主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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