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以三大理论难题为主轴，在对这些理论难题进行探索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体系创新”，从而将其落实到更为现实的经济层面。第一个理论难题是“转形问题”。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有体系的科学性，为其进一步拓展确定一个方向。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来的100多年中，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否定主要是围绕“转形问题”提出来的。而“两对总量”能否同时相等是这一问题的核心。由于“两对总量”只能在“特殊条件”下同时相等，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一般条件”下是不成立的。通过对“转形问题”的具体研究，本书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在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下，要使“两对总量”同时相等，确实需要“特殊”的条件。但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特殊条件”都可以还原为一个基本条件——总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这一条件确实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化理论所要求的，并且，在这一“特殊条件”下，投入是否转化为生产价格没有实质性差异。然而，这一条件的存在确实意味着马克思的转化理论运用了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因而存在进一步动态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一般条件”下，意味着总资本有机构成不能保持不变，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即便投入资本没有变化，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必然发生量的变化，总价格和总利润也会相应变化，由此得出的总价格、总利润与比较静态条件下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时相等。因此，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的转化理论乃至整个劳动价值论只能在“特殊条件”下成立的结论。并且，进一步动态化的问题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等共同存在的问题。2.以生产价格计量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与以价值计算的相应成本存在差别（“误差”），但不能把这种差别引申为总价格、总利润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的“误差”，更不能把这种“误差”强加于马克思。3.在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且没有“特殊条件”约束的情况下，马克思在转化理论中所运用的平均价值利润率与运用新古典均衡分析得出的利润率确实是不一致的，用以劳动时间为计价物得出的均衡价格总计的总投入也是不确定的，这与我们“投入资本没有变化”的假定前提也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两对总量”不能同时相等存在内在的关系。这种不一致是由新古典均衡分析的“资本计量问题”引起的。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转形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资本计量问题”的衍生物，或者说是这一问题的幻影，由此产生的“转形问题”不但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由，而且它表明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纳入新古典均衡分析框架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个理论难题是复杂劳动的还原和价值一价格关系的重构问题。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简单平均劳动”作为复杂劳动还原条件下商品价值的量的表现形式和计量手段，这是复杂劳动还原的重要基础。基期的“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具有相同的内涵。将基期的“简单平均劳动”运用于比较期的商品价值衡量时，单位商品的价值具有量的确定性，它能够克服“社会必要劳动”的量的伸缩性引起的麻烦。在一定社会和时代条件下，“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尽管表现为不同的计量单位，在总量上依然是一致的，能够用一定的系数进行换算。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具有不同的量。这种差异表现为换算系数的差异，也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本身的差异，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正常”生产条件、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一样。“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这一命题是复杂劳动还原的又一基础。本书运用马克思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运用“简单平均劳动”的范畴和“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这一命题，本书提出了两种复杂劳动还原的具体思路。一是以基期各部门的生产商品的平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即基期的社会必要劳动为基期各部门的“简单平均劳动”，然后根据“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的原则，以不变价格计量不同报告期的所有物量，这样可以得到不同报告期的总价格，其总价格可以通过该部门基期的价格一价值系数换算成“总价值”。二是以基期的生产价格进行还原。基本方法是：首先从所有产品中选取一种产品作为基准产品，并求出所有产品与基准产品的比价系数（比价系数求解以现行市场价格和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为基础）。然后通过比价系数求新价格，再通过新价格求更新的比价系数。这种迭代到达不动点时，由此形成的各种商品的最终价格，也就是以基准商品为基准的理论价格。在此基础上，把单位基准商品的平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作为“简单平均劳动”，通过基准商品确定的价格一价值系数，其他商品的“简单平均劳动”可因此确定。确定了基期各种商品生产的“简单平均劳动”之后，不同报告期的“价值总量”可通过与前一种方法相同的方式求出。由于这一分析是在假定所有劳动为生产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还必须将非生产部门的收人所体现的价值作为一种变相的利润回归到生产部门。具体方法是：第一种思路可把非生产劳动时间以一个平均的份额加到物化产品的“简单平均劳动”中；第二种思路则可以把非生产劳动部门的收入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并通过平均利润体现到物化产品的理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在复杂劳动还原和其他约束条件放松的基础上，本书对价值规律在较为具体的现实经济中的作用方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交换价值相等为基础的“非等价交换”原则；具体探讨了劳动价值对价格总量和价格运行的长期趋势的约束作用，以及商品价格的市场决定问题；论证了商品价格由“价值总量”的市场化再分配确定的观点。第三个理论难题是“资本计量问题”。所谓“资本计量问题”，其实质是指新古典生产函数中投入资本的计量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循环论证问题：已知利润率求资本量，再通过资本量求利润率。由于琼·罗宾逊、斯拉法等运用这一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强烈质疑，由此引起了长时规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争论至今难以达成共识，由此还引出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问题。“资本计量问题”引起的“技术再转换”或“资本倒流”现象使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密度与利润率的逆向单调关系的结论及其相关的一些命题的科学性受到动摇。解决“资本计量问题”的关键是确定一种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资本计量方式；“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问题的核心是不同“时期参数”（设备生产周期和使用寿命）条件下的利息问题，因而，只有利息的本质及其源泉得到合理的说明，这一问题才能获得合理的阐释。对于这些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都不可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斯拉法的“标准商品”理论同样受到“资本计量问题”的制约，以致不得不陷于循环论证或预设待证的结论。对此，本书在复杂劳动还原和拓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两个剑桥之争”提出的理论难题进行了合乎自身理论逻辑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对斯拉法体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指出这一体系存在下面几个问题：（1）商品生产所费劳动与商品所购劳动存在矛盾。（2）“标准商品”论证存在多重潜在的循环论证，即商品价格决定与劳动对资本的比例确定的循环、“标准商品”与“标准体系”的循环、“合成商品”与生产方程的循环。摆脱这些潜在的循环论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预设待证的结论，因此，“标准商品”理论既缺乏现实基础，又缺乏逻辑的合理性。（3）由于根深蒂固的利息率观念的存在，劳动还原只有在利润率为零的空想条件下才能成立。（4）联合生产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生产的合理反映，且在逻辑上难以成立。另一方面，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初步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兼容互补关系，并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1）新古典经济学要解决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资本计量方式，要树立必要的“历史观念”，要正确对待“时间价值”，都必须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可以为凯恩斯理论提供合理的宏观基础；（3）发展经济学只有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同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何处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本书的主题所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既有体系是在诸多约束条件下通过科学抽象获得的对经济表象背后的本质的认识，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通过价值源泉和分配关系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它对经济增长、市场价格决定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说明是原则性的、抽象的。本书通过约束条件的有序放松，使价值规律的作用落实到更为具体的现实经济层面，揭示其较为特殊的作用方式，以及经济增长、市场价格决定等方面的特殊规律。这种在约束条件全面放松的基础上重构的理论体系，可以称为“广义转化理论”，它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既有体系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又相对独立的关系，它们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它们的差异以约束条件为转移。在复杂劳动还原和价值规律作用方式转化的基础上，根据商品和价格的重新定义，通过引入产权、收入分配和存量价值等因素，本书对商品的价值一价格关系进行了重构。市场价格的决定被看成是“总价值”的市场化再分配。商品价值与价格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个别商品的价格可以进一步背离乃至完全脱离自身的价值。在“价值总量”约束和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基础上，个别的、具体的和短期的商品价格决定反映着市场供求力量的对比。因此，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获得合理的存在空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居于基础性、指导性地位。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